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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国历朝历代的反腐经验就是,也和君臣的政治努力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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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笑傲酱油网(www.lishiqw.com)

和珅

张晋藩教授

导语:“反腐”注定将成为人们盘点2014年时绕不过去的重大主题。中纪委打虎拍蝇,让幻想“反腐只是一阵风”的官员连连失望,“反腐”也逐渐成为全社会共识。

贪官和珅自知罪恶深重,只能以对乾隆的绝对忠心来换取生命的安全,君臣之间达到了微妙的平衡,各取所需,互利双赢。

摘要

其实,古代也有“中纪委”。那么,中纪委在中国古代相当于什么机构?古代的“中纪委”又是怎么反腐败的?

“本来我打算去南山游玩,但是怕爱卿你责怪,所以就半路停下了。”这是《资治通鉴》里唐太宗惧怕大臣魏征的故事,而李世民也因虚心纳谏、廉政爱民被后人传为佳话。

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张晋藩认为:“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反腐确实值得从历史上汲取经验。总的来说,我国历代的反腐经验就是:舆论、法律、制度这三方面共同为治。

自从有了皇帝,就有了“中纪委”

“古代反腐的实质是皇帝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华东政法大学司法学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崔永东告诉民主与法制社记者,古代反腐既和律法制度有关,也和君臣的政治斗争密不可分。

过去一年,中纪委反腐成绩斐然,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苏荣4只“大老虎”相继被打入笼中。公众不免期待,2015年的反腐风暴,又将如何“刮”?“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目标,能否实现?

我国最早的“中纪委”,应该始自秦代,也就是说,自从有了皇帝,就有了“中纪委”。从公元前221年秦国灭六国统一中国后,就设立了“中纪委”,这个机构一直延续两千多年,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后才废止。

“封建君主专制要求皇帝在加强手中权力的同时,也强化对于手下官僚的控制,最终才能稳坐江山。”崔永东说。

古人是如何“打虎”的?我国历代的反腐制度,对当今又有哪些可借鉴之处?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了中国法制史学界的泰斗级学者、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张晋藩先生。

御史大夫也好,巡按御史也罢,虽然名称不尽相同,但职能基本一样,都是对各级官吏及其执法部门的言行进行监督,享有皇帝赐给的最高生杀权。

历朝历代的规律显示,官场腐败必然导致政权垮台,所以,历代有作为的君王都十分重视反腐倡廉。

监察制度,维持国家纲纪之根本

秦朝时期,在皇帝之下设立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三公,其中丞相掌政务,太尉掌军务,御史大夫就是掌监察的。《汉书百官公卿表》中写道,“监御史,秦官,掌监郡,汉省。”秦朝的御史大夫官职仅次于丞相,有“候补丞相”之说。秦始皇还对郡一级机构派驻监察御史,负责地方的监察工作。在秦朝,我国的监察制度已经基本形成了。

君臣之间,谁怕谁

中国青年报:我国古代专司反腐的机构是什么?

为什么要建立一套监察制度呢?因为各级官员是帝国老板皇帝请来的打工仔,老板怕打工仔偷懒怠工,尤其贪赃枉法、徇私舞弊,导致帝国大厦倾覆,所以找一些监工来监督打工仔,使其尽忠尽职尽责,“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左传·桓公二年》),“惧宰官之不修,立监牧以董之;畏监督之容曲,设司察以纠之”。

古代官员的工资非常低,很多新官上任后,其首要任务就是还债,在不够养活家人的工资体系下,不得不以身犯险。

张晋藩:我国古代反腐,主要靠监察机构。它的任务就是维持国家的纲纪,也就是维持封建专制政治体制的大经大法。纠弹官邪,保持官僚队伍的素质。

汉武帝时代,为了监督各郡太守、诸侯国相等“二千石长吏”,将京畿之外的各郡、国分为十三个州部,设秩六百石的刺史来“周行郡国,省察治状”并“刺举不法”。

在各种君臣关系中,有皇帝“怕”大臣的,像唐太宗和魏征,就是君臣合璧开创了贞观之治,也正是在唐朝,出现了严惩贪赃枉法的“六赃”(《唐律疏议》规定的六种非法获取公私财物的犯罪),这对中国历史上反腐定罪的影响巨大。

中国青年报:这一制度在历朝历代是如何演变的?

御史监察制度在明清两代臻于成熟。明朝永乐元年,皇帝下令“遣御史分巡天下”,监察御史在都察院任职时为内差,外出巡视则称外差。以所巡事项命名的,分为清军御史、提学御史、巡盐御史、巡关御史等,类似今日的“专项巡视”。

但是,也有大臣怕皇帝的,比如朱元璋采用高压政策治贪,一度令朝臣惊恐,贪官收敛;还有大臣和皇帝相互都不怕的,比如崇祯一味地要求大臣节俭,结果大臣们收入太低,认为不贪污不行。难怪历史学家吴晗曾在《论贪污》中写道:“一部二十四史充满了贪污的故事。”

张晋藩:监察制度形成于战国时期,到秦汉时期初具规模,中央设立了御史台。在汉代监察活动中,以监察地方长吏与豪强势力为重点。监察机关通过对官吏的监督,加强了国家机器的效能,有助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因而职权不断扩大。

专门巡视地方官员者,则称之为“巡按某处监察御史”,约略等同今日的“常规巡视”。明代全国巡按御史的分派是:“北直隶二人,南直隶三人,宣大一人,辽东一人,甘肃一人,十三省各一人。”清朝制度沿袭明朝,没有太大变化。

然而,唐太宗真的怕魏征吗?

到唐朝时,监察制度化,形成了“一台三院”的体制。“一台”为御史台,是中央最高监察机关,有权弹劾百官、参决大狱、监督府库支出等。御史台下设有“三院”:台院、殿院、察院,既分立,又互相配合。台院执掌纠弹中央百官,参与大理寺审判和审理皇帝交付的重大案件;殿院负责肃整朝廷礼仪;察院负责定期或不定期地巡察地方。

打虎猛将,却对和珅无可奈何

据史料记载,魏征生前曾经向唐太宗秘密推荐杜正伦和侯君集,说他们有当宰相的才能。可是在魏征死后,杜正伦因为负罪被罢免,侯君集因参与谋反而被斩首。唐太宗开始怀疑魏征有因私营党的嫌疑。

到了明清时代,御史台则转变为都察院。由于明朝不设宰相,六部提高地位,为了加强对六部的监督,还专门设置了六科给事中,来监察六部。

在传说中,清官包青天能智斩作歹国戚、刀铡负心郎君,却从没反过贪。

不久,唐太宗又得知,魏征曾把自己给皇帝提建议的书稿给当时记录历史的官员褚遂良观看。唐太宗怀疑魏征故意博取清正的名声,心里很不高兴,下旨解除衡山公主和魏征长子魏叔玉的婚约。后来他越想越恼火,竟然亲自砸掉了魏征的墓碑。

中国青年报:监察机关在历史上的地位如何?

另一位以清廉著称的名人海瑞,做过“右佥都御史”这样的监察官员,可惜反贪事迹依然乏善可陈。历史上是否真有敢于打老虎、办大案的监察御史?答案是肯定的,清代的钱沣便是一位。

有学者认为,唐太宗对魏征的“怕”,只因他是历史上少有的开明君主,为了开创大唐盛世,才给了魏征“无限话语权”,让其直言劝谏自己。

张晋藩:在国家体系中,监察机关处于权力制衡机制的位置,以使国家机器得以正常运行。监察机关又是以弹劾“官邪”作为重要的执掌,以确保官僚机构职能的正常发挥。由于监察机关对国家的稳定起着一定作用,因此,历代皇帝都很重视。

钱沣的一生与乾隆一朝相始终,出道第一案就弹劾了一位封疆大吏——陕甘总督毕沅。这个案子的源头还要追溯到乾隆三十九年,钱沣刚刚从翰林院散馆的时候。

实际上,这段君臣佳话也体现了古代反腐的一个重要内容,即监察制度。崔永东认为,古代的监察官员多数是对各级官员进行监察,也有一部分是直接对皇帝提出批评意见的,魏征就是一例。

比如,元世祖忽必烈就曾说过,“中书朕左手,枢密朕右手,御史台是朕医两手的。”这说明,中央最高的军政长官也要接受御史台的监督。

那年三月,时任陕甘总督勒尔谨上奏朝廷,称甘肃前些年灾荒不断,各地粮仓都缺少存粮,近年粮食丰收,民众家有余粮,请求皇上准许该省实行“捐监”,也就是买“监生”的学历。但勒尔谨提出,这次甘肃捐监不用钱,而是用粮食来换,以充实粮仓,备不时之需。乾隆觉得这个建议好,很快准了。

监察制度对抑制腐败发挥了积极作用。崔永东介绍说,首先,其是垂直领导,即监察官员是归皇帝直接领导的,不受地方政权的干扰;其次,监察区划和地方行政区划往往不重合,这也避免了监察权的地方化;第三,不同的监察机构之间可以互查互纠。比如,明朝的都察院和六科就是相互监察,而且监察官员如果自己触犯法规或者贪腐,就罪加一等。

再比如,中央监察官在汉代就已经有了地位。朝会百官时,丞相、御史中丞和监督京城七郡的司隶校尉,各有自己的座位,号称“三独座”。

谁想开“捐监”不久,甘肃又连年报告闹旱灾,开仓放粮了。这样折腾了七年,甘肃闹出民变了,朝廷连忙派大臣和珅、阿桂赴甘肃镇压。结果两人汇报当地雨水连绵不断,军队行动至为困难,才让皇帝起了疑。

遗憾的是,即使罪加一等,也不能完全阻挡贪官的腐败。

历代监察官品级虽不高,但作为皇帝的耳目之司,权力却十分显赫。权力是从哪来的呢?是来源于皇权,附着于皇权,以至于“御史出巡,地动山摇”。无所不纠,让地方官都很害怕。不过,也正因为这权力是皇帝给的,所以,监察官能否发挥效用,和皇帝是否开明有很大关系。

派人一查,发现勒尔谨等人一边实收捐纳粮,一边虚放赈灾粮,把粮款全都吞到自己的口袋里。皇帝大怒之下,涉案官员自勒尔谨以下被处死刑者达56人,史称“甘肃捐监冒赈案”。

华东政法大学科学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魏敏告诉记者,古代反腐的律法跟现代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其规定更严格、更细致。《唐律疏议》就被誉为东亚国家最完善的法典,可惜的是,这种完善的立法在执行中却并不完善。

唐贞观时期和明初“打虎”最猛

就在案件将结之时,新任监察御史钱沣挺身而出,上疏弹劾现任陕甘总督毕沅,指责他在任陕西巡抚时曾多次代理勒尔谨的总督之职,且陕甘两省接壤,对此事安能不知,而七八年来竟然隐瞒不报,实属欺君,要求“比照议处”。毕沅虽百般辩解,仍被处以降为三品顶戴和停俸的处罚。

自秦朝开始,历朝都设有御史作为监察官员,但其品级都很低,是“七品芝麻官”,魏敏称其“官小言微,话语权不够”。加上古代官员的工资非常低,而很多人在成为官员之前就借了不少债来读书和疏通关系。很多新官上任后,其首要任务就是还债,在不够养活家人的工资体系下,也不得不以身犯险。而清廉的官员,像海瑞之类几乎都活不下去—在这样一种官僚体制下,贪腐自然屡禁不止。

中国青年报:我国古代反腐机构是如何“打虎拍蝇”的?

钱沣虽然一战成名,其实只是捡了个尾巴。乾隆四十七年,弹劾山东巡抚国泰、布政使于易简一案,才是他真正经手的大案。

在崔永东看来,真正影响反腐效果的,不是君臣关系如何,而是皇帝的个人意愿。比如,每个朝代的开国初期,有作为的帝王其反腐力度都较大,而到了王朝的后期,平庸的君主不重视反腐或不得其法,以至于贪腐盛行,最后导致民不聊生,政权垮台。

张晋藩:百姓可以举报,监察官也可以就地考察。比如,明朝的御史定期不定期地巡按地方。“巡按御史”是皇帝的代表,天子巡狩,权力极大。到地方后,可以调案卷,亲自审案,“大事奏裁,小事立断”。小的案子自己就解决了,大的案子需要一方面倾听老百姓的反映,另一方面亲自访查,最后上报朝廷。上报朝廷后,巡按御史所做的结论,要受丞相监督。如果挟嫌诬告,也要受到制裁。

此案源于当年二月钱沣上疏弹劾国泰、于易简二人“贪纵营私,遇有题升调补,勒索属员贿赂,以致历城等州县仓库亏空”为开始。在乾隆皇帝准许立案之后,钱沣会同和珅、刘墉等大臣前往山东查办。

明朝的朱元璋是平民出身,深受贪腐之害,所以他反腐的决心很大,惩治贪官的手段也极其残酷。他的铁腕反腐确实对贪官起到了很大的震慑作用,其打造的吏治清朗长达60余年,这在中国历史上极其罕见。可惜从明朝中叶开始,皇帝昏庸无能,贪官污吏又东山再起。

中国青年报:我国历史上,哪个时期的反腐力度最大?

查案过程按部就班:讯问各级官员,盘查核对钱沣掌握到证据的历城、益都、东平、章丘等州县的钱粮账目,确定全省亏缺达200万两。而在民间传说中,国泰乃是和珅的同伙,钱沣查案中不仅要与涉案的山东官员斗智,还要与一同查案的和珅斗勇,甚至要微服出行,亲手截住为和珅与国泰送信的仆人以掌握证据,最后才堵住了和珅的嘴,使国泰、于易简得以绳之以法,双双送命。

正如吴晗所说:“这是社会制度所决定的,朱元璋尽管是最有威权的皇帝,他能够杀人,却改变不了社会制度。”

张晋藩:唐贞观时期和明初最为典型。唐太宗讲过,“人有所犯,一一于法”。当年秦王府老部下犯罪,照样判罪。皇叔贪污,也一样下狱。这样,王公皇族“皆至清谨”,不敢为非作歹,触犯法律。

只是,钱沣虽能连连查处封疆大吏,却对朝廷的大老虎和珅无可奈何。毕竟,上疏弹劾官员是御史的权利,但是否查处、谁去查办,又如何惩罚当事官员,全都取决于皇帝本人。钱沣不仅对圣眷正隆的和珅无可奈何,对曾被他弹劾过的毕沅很快被皇帝恢复了品级、俸禄,也不敢多说一句。

和珅跌倒,嘉庆吃饱

明初,对贪官的惩罚非常严苛。明太祖朱元璋是穷苦百姓出身,在民间时,就恨透了官吏欺压百姓。他深知,官吏贪渎、危害百姓,是元末农民大起义的原因。因此,在建立明朝后,他采取重典治吏,用酷刑处死贪官,并把这些案例汇编成大诰,警戒百官。

民间传说,和珅因惧怕钱沣查到自己的头上,借后者升为军机章京的机会,屡以繁重公务相委派,终于将其活活累死。而钱沣死后,家人才发现他枕头底下藏有弹劾和珅的奏章草稿。

君臣之间的“食君之禄,忠君之事”的主从关系,早在西周时期就已经形成,尽管那时尚未实行俸禄制,但这一制度对反腐倡廉的影响颇深。

朱元璋还允许地方百姓扭住贪官,到京师告状,由他亲自审理,并免除赴京告官百姓的钱粮。

一代权臣扳倒不易,御史有时也靠不住

和珅是乾隆皇帝的第一宠臣,也是千古巨贪。他因容貌俊秀、精明能干和善于逢迎而深受乾隆的宠爱。

明初用重法治吏,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但也没有完全杜绝官吏贪腐。30年的经验让朱元璋明白了一个道理:一方面要用严刑严法,另一方面还要以德教化。刑罚只能使人害怕犯罪,教化才能使人远离犯罪。用今天的话讲,就是法治和德治要结合起来。

御史以“天子之耳目,朝廷之腹心”自居,原本该做的是“彰善瘅邪、整纲饬纪”的事,要“私惠勿酬、私仇勿报”,要“言出如山、心清似水”。但有时,御史也靠不住。

《中国廉政史鉴》中披露,其实乾隆深知和珅贪污,但他也明白,和珅敛财只是单纯的金钱欲望,并未形成与皇权相抗衡的力量;相反,和珅自知罪恶深重,只能以对乾隆的绝对忠心来换取生命的安全,君臣之间达到了微妙的平衡,各取所需,互利双赢。

中国青年报:古代打掉的最为人们熟知的“大老虎”都有谁?

严嵩是明代权臣,“窃政二十年,溺信恶子,流毒天下,人咸指目为奸臣”。而御史对他的弹劾可谓前仆后继。从嘉靖十六年,严嵩还没有入阁开始,御史桑乔就弹劾严嵩“上负国恩,下乘舆望”,嘉靖十九年,御史谢瑜弹劾严嵩“矫饰浮词,欺罔君上,箝制言官”。到御史邹应龙扳倒严嵩时,前面共有十位御史弹劾过严嵩,但都没有好下场,不是被贬、除名、下狱,就是被廷杖打死。

公元1786年,御史曹锡宝参劾和珅的家奴刘全违反制度盖造豪宅,奢侈铺张,有仗势索贿的嫌疑,请求查处。

张晋藩:一是明代的严嵩、严世蕃父子。严嵩官至大学士,相当于宰相,他的儿子严世蕃也是高官。那时候,因为弹劾严嵩父子而下狱的御史有很多。最后,还是有一位叫邹应龙的御史,先弹劾严世藩,后连带严嵩,严氏父子一起垮台。

后来,严嵩与内阁首辅徐阶互斗,严嵩斗不过徐阶,明世宗越来越倚重徐阶,将严嵩冷落一边,徐阶将严嵩败相渐露的信息透露给御史邹应龙,御史邹应龙冒险上疏弹劾严嵩父子贪贿误国,明世宗下诏逮捕严世蕃,以“纵爱逆子,辜负圣恩”之过,将严嵩革职,令其回乡。

乾隆知道曹御史醉翁之意不在酒,就把奏章下发给都察院处理,有心写上“追究明白,非为开脱和珅之故”的批语。手下官员会意,将风声泄露给和珅,和珅让刘全一夜之间把新屋拆了个干干净净。结果曹锡宝得了个“妄言不实”的罪名,降官三级。不到半年,乾隆还操办了女儿同和珅儿子的婚礼,对和珅的宠信有增无减。

另一个历史上有名的大贪官是和珅。其实,乾隆一朝惩治贪腐的力度也很大,光“省级官员”就杀了20多人。但乾隆却扶植了最大的贪官。乾隆肯定觉察到了和珅的贪腐,但由于他宠幸,所以放纵了和珅。因此说,在古代,皇帝的意志决定了反贪的力度。

最后,御史林润弹劾严嵩之子严世蕃,说他勾结倭寇、图谋造反。明世宗震怒,将严世蕃处斩,严嵩被削职为民,所有家产被抄没,“籍没之数,黄金三万余两,白金二百万余两,他珍宝不可数计”,一代权臣终被扳倒。

不过好景不长,乾隆死后第三天,嘉庆就立即数出和珅二十大罪,将其投入大牢,命其自杀,还抄了他的家。后来据梁启超估计,和珅的全部家产,约相当于当时全国10年的财政收入。据说,最后那些财产都让嘉庆派人运到宫里去了,这也就是“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的由来。

中国青年报:那么,古代军队的反腐情况又如何?

监察体系严密如明代,加之御史“士气不衰”,仍然无法阻止严嵩边腐败边升官,以至于盘踞权力津要二十年,成为“不倒翁”。可见,监察管不管用,不在御史,也不在打铁者自身过不过硬,有没有屡败屡战的精神,而在皇帝,皇帝是不是真心想反腐,至为关键。

在崔永东看来,和珅案属于典型的政治斗争,嘉庆扳倒和珅主要还是为了巩固皇权,因为和珅权倾朝野,乾隆时期皇帝还能驾驭得了他,像嘉庆这种年轻人上台,根基不稳,资历和威望也远远不及乾隆,可能就很难驾驭和珅,所以必须除掉他。

张晋藩:在古代,军队腐败的现象也是有的。比如,军官把屯田卖了,克扣军饷。但是,监察机构管不了军队中的贪腐。军队反腐除了靠皇帝,就是靠名将自治。比如岳家军、戚家军,都是既有战斗力又有纪律的军队。诸葛亮则讲究依法治军。

所谓“主圣臣直”(《汉书·薛广德传》),遇到唐太宗这样能虚怀纳谏的皇帝,御史尚能发挥作用;遇到像明世宗这样“厌薄言官,废黜相继,纳谏之风微矣”(《明史·邓继曾传》)的皇帝,把你的正当监察行为视为离间君臣,痛加责罚,那就不只是自讨无趣了。明代监察“历代均不能望其项背”,而明代的贪腐也是历代均不能望其项背。

“和珅案表明了古代反腐的一个特点,即人治。”崔永东认为,人治在君臣关系上体现尤甚,以和珅案为例,乾隆好比和珅的保护伞,当这把伞愿意保护他时,他就一路顺风,一旦失去了这把保护伞,他也就完了。人治最大的弊端就是权力不受制约,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反腐问题。这也是古代君臣之间的一个“潜规则”。

“文死谏,武死战”,传统儒家教育让监察官敢于进谏

从徐阶暗示御史邹应龙弹劾严嵩可以看出,御史经常是官场上朋党之争、打击异己的工具。事实上,严嵩之所以能长期擅权,收贿敛财肆无忌惮,很大程度上在于他网罗党羽,在监察机关安插亲信。

官员贪腐往往还和封建专制制度相关,封建帝王的权力几乎是不受限制的,而他特别宠信的人,实际上也是大权独揽。和珅的贪腐正因为没有制约,所以最后使其贪腐变本加厉,登峰造极。

中国青年报:在古代,什么样的人能当上反腐官员?

严嵩通过一系列收买笼络手腕,操纵御史,设立弹劾防护墙,很多御史与其说是皇帝的监工,不如说是严嵩的打手。只不过,严嵩收买笼络御史,他的对手也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还是被御史参了要命的一奏。

此外,官员贪腐与收入过低有很大关联。从事廉政理论与实践研究的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王大良告诉记者,君臣之间的“食君之禄,忠君之事”的主从关系,早在西周时期就已经形成,尽管那时尚未实行俸禄制,但这一制度对反腐倡廉的影响颇深。

张晋藩:监察官一般是由皇帝亲自面试选拔的。第一,要品格清正廉洁,敢于触犯权威,不怕死;第二,重视文化素养,要科举出身;第三,要有“基层工作经验”,需做过县令。另外,还要求回避,三品以上大臣的子弟不能做御史。

假如连御史都利用手中权力行贪腐之事,谁又能钳制他们

东汉人仲长统曾指出,“禄不足以供养,安能不少营私门乎”,意思是朝廷给的钱太少,我只好自己想办法,那就是贪污。所以,后来一些开明的统治者,就提出了“重吏禄”的思想,也就是高薪养廉。这当然也发挥过一些积极的作用,但并不能根治腐败。

中国青年报:古代反腐会遇到阻力吗?如何克服这些阻力?

御史作为皇帝反贪的防线,在某些时候的确能起到作用,但假如连御史都利用手中权力行贪腐之事,谁又能钳制他们?

“中央巡视组”源自古代智慧

张晋藩:古代反腐的阻力也很大。贪官掌握权势时,对御史极尽迫害之能事。有的御史弹劾官吏,下狱了,受尽苦刑。因为贪官往往不是一个人,而是通过卖官鬻爵,形成一个集团,一荣俱荣,一毁俱毁。御史弹劾了这个,马上就有别人反过来弹劾你。

明代对于御史出巡曾有明确的律法限制,《出巡事宜》规定,不得泄露机密、不得私自出界、不得擅自离职、不得买货物和铺张浪费、不得携带家属和枉道回家、不得因私受谒等等。

纪委官员相当于御史,御史不理庶政,专门“打老虑、打苍蝇”,这和现代的反腐有许多相像之处。

中国青年报:弹劾贪官的阻力那么大,监察官为什么仍敢于进谏?

按明代规定,巡抚与按察御史查获赃贿,都贮放州县作为公费。但万历时,都御史李采菲就打起了赃银的主意,“预灭其籍”,销毁起赃记录,然后中饱私囊;沈汝梁巡视下江,“赃贿数万”;祝大舟巡按江西,“临行票取多赃”;巡察云南御史苏駉也“贪肆赃盈巨万”。在这些被揭发的大案中,犯案御史分别遣戍卫所或免为庶民,处分远较嘉靖朝为重,却已难挽御史贪污的狂澜。

在古代,扮演当前“中纪委”这一角色的是御史府或御史台,后称都察院等。纪委官员相当于御史,御史不理庶政,专门“打老虑、打苍蝇”,这和现代的反腐有许多相像之处。对比古今,崔永东归纳了几条古代反腐的经验智慧:

张晋藩:监察官品位虽低,但如有政绩,提拔很快。另外,儒家思想的熏陶对这些清官也有很大影响。“文死谏,武死战”,是作为官员的美德加以褒奖的。文官死于上谏,武将死在战场,官员由此得到忠名,家族世代以此为荣。

及至崇祯朝,御史贪赃纳贿已登峰造极。御史史范最为彪悍,巡按淮扬,把库中赃罚银十余万两都装入私囊;而后又兼摄巡盐课,他利用这份肥差又把前任贮库的二十余万两赃银收入囊中。他还为吏部尚书田唯嘉受贿八千金从中居间,自己向富人于承祖勒索万金。事发之后,首辅薛国观极力庇护,但证据确凿,无合法来源财产太多,实在说不清楚,最后下狱“瘐死”。

第一,古代有作为的统治者都很重视反腐,他深知为了维护政权的长治久安,就必须反腐败,因为统治者很重视,所以效果也比较好。

比如说,明正德皇帝想下江南,谏官劝他不要去,但他非去不可。于是,他就把这些谏官全部拉到午门外廷杖,光打死的就有几十个。但都这样了,这些谏官还是要谏阻,以表忠心。

到了清朝,监察官员的贪腐更加严重。如乾隆十三年,山东省遭受自然灾害,出使查办赈务的御史及其家人、吏役等却不顾“民食艰难”,借机勒索,加重了灾民的负担。嘉庆年间,御史广兴两次出使山东审案,“擅作威福,赃使累累,声名狼藉”,而与其一同前往的长官左都御史周延栋竟然听之任之,其本人也是每日所费白银十余两。于是有民谣说:“周全天下事,广聚世间财。”

第二,封建时代的监察制度有很多东西是值得我们借鉴的。比如,现在的“中央巡视组”,这种巡视制度恰恰是中国古代监察制度里的一个重要内容。

古代反腐可借鉴之处:舆论、法律、制度

对于御史自身贪腐,在帝制时代,除了继续用锦衣卫、东厂之类的人层叠监视,再无妙法。同样,属于皇帝家奴的“厂”、“卫”拥有权力后,还是会向下伸手,这便是死循环。

古代的监察区是中央监察部门派往地方的一个机构,机构内设有刺史或御史行使监察职能。比如,刺史就是地方上负责监察的,实际上一开始他是中央派出去的,负责巡行各地、巡回监察,只是后来又成为地方上的行政长官。

中国青年报:您认为,我国古代反腐制度的最大特色是什么?

中央也经常派一些御史巡行各地,这就类似于今天的“中央巡视组”,这些御史到各地去监察,不受地方势力的干扰,古典戏曲里面也经常提到御史有尚方宝剑,可以先斩后奏,也就是说明御史有很大的权力。他代表皇帝视察地方,行使吏法,对那些贪赃枉法的可以先斩后奏,所以地方官是非常害怕的。

张晋藩:我认为是惩贪奖廉并举。惩贪,使贪官畏惧,奖廉,在官员中树立典范。康熙曾说,于成龙天下清官第一。为什么要这么说?就是为了树立一个榜样。类似的还有诸葛亮、包公、海瑞等,都是活跃在历史舞台上的大清官。像戚继光做到大学士,晚年回乡,却没钱看病,还是地方官筹钱帮他请的医生。死的时候,只有十几本书和几件衣服。

实际上,古代御史的品级都很低,一般为七品,地方大员往往是一二品。虽然御史的品级低,但是他的职权非常高,而且对监察官的要求也很有讲究。比如,御史到地方,不能去他的老家,要回避;御史要用品行端正的年轻人……很多细致的规定,在现在看来,还是很值得借鉴的。

所以说,反腐败首先是揪贪官,然后还要树立正面典范,让人们知道怎样做才是对的。如果惩贪后官员害怕,都不作为了,也是不应该的。这时候,奖廉就起作用了。

第三,法律制度的建设完善。自有史可考的夏商开始,历朝历代对官员的贪腐都有法律规定,到唐朝发展得更为精细和完整,而且惩治官员贪腐的律法比普通人要严厉得多。

中国青年报:您认为,我国古代的反腐制度对当今有哪些可借鉴之处?

这在《唐律疏议》的“六赃”中有诸多体现,魏敏介绍说,“六赃”是指六种非法获取公私财物的犯罪。以“受所监临”为例,比如说有人当了某县县官,那么他们全家都不能接受该县子民的任何馈赠,即使对方没有任何请托,其所受之物亦是以“赃”计,按照法律的规定,逢年过节的人情往来也不允许,也就是要求官员真正做到“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张晋藩:“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反腐确实值得从历史上汲取经验。总的来说,就是舆论、法律、制度这三方面共同为治。

第四,君臣关系与上下级关系有相似之处。

一是自上而下制造廉政舆论,起到惩贪奖廉的引导作用。

古代的君臣关系等级森严,而现代的上下级关系存在领导和被领导的级别之差。对现代而言,不能有这种等级森严的意识,而是应该有民主意识,这样的好处就是,下级能帮着监督上级,上级有了过失,下级也可以提出善意的批评或规劝,实际上是防止上级铸成大错。

早在《周礼·天官冢宰》中,便提出“将廉为本”,以廉作为考察官府政绩的要点。皇帝、思想家们都重视宣传反腐的舆论。例如唐太宗说:“为主贪,必丧其国;为臣贪,必亡其身。”雍正帝说:“国之安危,全系官僚之贪廉。”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王夫之说:“贿赂之败国家,如鸩之必死,未有能生之者也。”

封建的等级森严制度是不可取的,因为和我们今天的民主政治不相适应,所以应该提倡下级能对上级有所监督,就像魏征对唐太宗那样,而且下级也可以对上级的权力有所制约。这个前提是我们需要建构一种权力制衡、均衡制约的机制,有待进一步研究。

反腐的舆论,不仅深得民心,而且也体现了我国古代的廉政文化,起到了惩贪奖廉的引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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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古代惩贪有法可依。

惩贪立法是我国古代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使得惩治贪污有法可依,而且内容不断细化,反映了不同的时代特点。

我国古代最早的律法由舜时代的皋陶所造。在最古老的三大罪中,贪污就是其中之一。所谓“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以后历代法典中,贪污也都是重罪,且不断细化。如在唐朝,枉法赃十五匹,就判处绞刑。明清律还规定了事后受财、“家人求索”、“计赃科罪”等细目。清朝的《钦定台规》,是一部十分详备的监察法,这是同时期世界其他国家都没有的。

三是建立了遏制贪污犯罪的常态化制度:那就是考课与监察。

考课和监察是我国古代职官管理的两个重要环节:

考课,是对官吏才能、政绩的一种考核。我国古代在战国时期,就开始考课官吏,并逐渐制度化。根据考核的结果,分优劣等次,有功则赏,有罪则罚。即所谓的“有官必有课,有课必有赏。”考课中,每位官吏都力争考好,考好的会升官,考不好的甚至可能获罪,这对官吏起到了震慑作用。同时,考课制度的实行,也给官场带来了一些生气,有助于官僚队伍整体素质的提高。

至于监察,虽以察官为主要目标,但涉及的面较为宽泛,凡属国家纲纪、政策得失、机关运行、司法状况、官吏贤良与否,均在监察之列,是扼制官吏腐败的一道重要防线。

考课与监察,在古代是常行之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些对今人很具有借鉴意义,值得深入研究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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