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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俗学仍然要有人研讨,钟敬文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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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尤其是民间文化研究和保护,很重要。午后的阳光洒满书房,段宝林教授精神矍铄,开门见山。很重要这三个字说时容易行却难,在段宝林舒徐和缓的话语中,一部有关北大民间文艺研究历程,有关段宝林与民间文化、民俗学整整五十年朝夕相伴之情的大书被一页页翻开。

钟敬文先生生平

钟敬文先生在北京师范大学的课堂上

  民间文艺研究之火在北大点燃

(执笔人:萧放)

钟敬文教授是国际知名的民俗学家、民间文艺学家,他是中国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的奠基者之一。如今,97岁高龄的钟敬文教授仍然奋斗在民俗学、民间文艺学的教学和科研第一线,为培养高层次的民俗学、民间文艺学人才继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世纪之交之际,本刊主编就中国民俗学发展的有关问题采访了钟敬文教授。叶涛:作为现代科学意义上的中国民俗学开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到今天整整走过了八十年的历程,您作为中国民俗学发展的见证人,当年是怎样走上这条民俗学研究的道路的?钟敬文:这与我的学问的爱好有关。我原来喜欢中国古典文学,尤其是古代诗歌。原来也做旧诗,到五四时期就不敢做了,要做新诗。即使做新诗,它与中国古典文学之间还是拉拉扯扯的。在中国古代旧诗集中,比如《古诗源》里就有一部分是歌谣、谚语,因为中国古代的诗歌也把歌谣、谚语包括进去的,至于乐府诗中更有很大的一部分都是民谣。到了新文化运动时,我又做新诗,还是和诗歌结合在一起。由于我对古典文学、对诗歌的爱好,因此对于当时北大的歌谣运动我就非常感兴趣。由于受北大的影响,全国的地方刊物(省里的、县里的)都登载歌谣,我当时在广东,先是从地方刊物上受到影响,后来我就直接和北大歌谣研究会的常惠先生取得联系,以后又和顾颉刚先生联系。当顾先生进行孟姜女研究时,我和他通过五六次信,我也在北大的《歌谣》周刊上发表文章,慢慢地引上了贼船。叶涛:我们喜欢用北京大学时期和中山大学时期来概括早期中国民俗学的发展阶段。如果说在北大时期,您还属于民俗学队伍的外围力量,那么到了20年代后期的中山大学时期,您已经是民俗学队伍里的中坚力量了。钟敬文:中山大学时期,我就和他们一起组织了民俗学会。起初,我和董作宾先生一起编《民间文艺》杂志,董先生没编几期就到河南安阳搞考古发掘去了,杂志就只有我一个人来编。后来,《民间文艺》杂志改名《民俗》,《民俗》杂志从第一期到二十四期全由我编。还有中山大学民俗学会的丛书,也是经过我的手编的。本来我对民俗学就有兴趣,在后来的工作中,又慢慢培养起对这门学问的爱好。当时有一些外国人(这主要是一些传教士)也在研究民俗学,他们不仅研究他们的民俗,而且也研究中国的民俗。研究中国的东西,我是一个中国人,我们是最有资格的。这里面还有一种责任感,对于本民族的文化首先应该由我们自己来研究,在这方面还有一点民族意识。经过这一段时期,后来到了杭州我就确立了研究民俗学的志向。我本来是写散文的,也出了两三个集子,但是鱼我所欲,熊掌亦我所欲,二者不可兼得,我就有意识地把文学创作放下,比较集中的搞民俗。后来到日本去学习,就是主要集中在民间文学、俗文学等方面。叶涛:日本著名民俗学家关敬吾曾经说,您当年在日本发表的关于中国民间故事研究的文章,对他影响很大。钟敬文:关敬吾本来就没有想到要去对中日民间故事进行比较。慢慢地,我对民俗学的兴趣就越来越浓,从业余逐渐就变成专业的。开始,我还是从文学这条路子进到民俗研究的,顾颉刚先生是从历史角度研究的,江绍原先生是从宗教学角度,每个人的路子不一样。叶涛: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我们民俗学的学术传统也是不一样的。钟先生,您是哪一年到中山大学的?是顾颉刚先生邀请的吗?钟敬文:1927年秋天。我原来在岭南大学,后来转到中山大学。当时,顾颉刚先生正在中山大学。我去了以后是教中国文学,做中文系的助教,教中文预科的古文,但是我的精力大部分用在民俗学会上。那时候,顾先生做所长,事情又多,而且他是外江人,我是本地人,做事情比他方便,民俗学会的很多事情就由我来做。到了中山大学,民俗学就成为我研究的专业了。叶涛:我从您的传记和您个人写的文章中看到,您在日本时期读了很多民俗学、人类学方面的著作。您在日本住了多长时间?钟敬文:两年。主要读的是一些原始文化方面的书。我曾经在一篇学术反思的文章中,谈到我当时学习的情景。我开始时把民间民俗文化同原始文化分不开,所以我读了大量的原始文化的著作。民间文化同原始文化当然是比较接近的,因为他们都是老百姓创造的。但是,原始文化和民间文化的时代不同,经过数千年的变化,其间的差距是很大的。过去我对这方面的认识还不很清楚。我的日本老师西村博士是研究人类学的,他就不赞成我研究民俗学,他原来研究人类学,后来又研究历史学,他说要研究学问就研究历史学,历史是一门很深广的学问。我没有听他的话,我当时觉得由于你现在正研究历史,所以才会这么说。现在想想,他说的也有道理,历史学确实是一门很深广的学问,也包括民俗学的内容,但是不能代替民俗学,民俗学还是要有人研究。叶涛:从您的学术成果来看,无论是最初的《歌谣》时期,还是后来的《民俗》时期、杭州时期,您主要从事的还是民间文学的研究。从什么时候起,您开始转变为对民俗学的研究?钟敬文:我从日本回来以后,研究领域开始扩大了,这从我在杭州时编的《民间艺术》和《民俗文化》两本刊物,可以看出当时思想的变化。以前我的着眼点还是注重在文学方面,在杭州、在日本时期我发表的几篇文章还多是关于神话、民间故事、传说一类的,后来转向研究民间传承文化,一直坚持到今天。叶涛:可是,当1949年底您从香港回到北京时,您参与建立的为什么仍然是民间文艺学方面的组织?钟敬文:当时,有许多学科被上面认作是资产阶级学科、伪科学,如民族学、人类学、心理学等,民俗学也被当作资产阶级学科。但是民间文学不同,毛主席对它是肯定的,认为是萌芽状态的文学。这种说法其实是不准确的,像民间文学中的史诗(如《格萨尔》),多么宏大的作品,作家的作品也不能相比。尽管这样,老人家的话还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那时候就觉得可以建立一个民间文艺方面的组织。周扬他们在延安的时候也曾搞过民间音乐方面的研究。我从香港到北京是开第一届文代会。本来有些朋友让我回广东,我说我准备在北京搞民间文学,那个时候不敢提民俗学。当时建立民俗学组织的条件不行,当时如果坚持讲民俗学,我的右派的帽子可能提前六年就戴上了。谈论一件事情,应该前后都弄清楚,历史地看待问题。按道理当时应该讲成立民俗学会,为什么要到1983年才成立,就是因为条件不成熟。当时假如我不搞民间文学,那也就没有以后的成绩。实际上,研究范围虽然小了,但民间文学究竟还是民俗学的一部分。现在很多国家的学科中,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的关系还是很密切的。像苏联,民俗学就是人民口头文学创作;美国也是这样,假如我是研究神话的,我就可以叫作民俗学家,不一定要研究它的其他方面,这也是一种传统。当然,从学术的整体来看,还是应该全面一些。民众的生产、生活方式、衣食住行、物质文化的享用等,广义的文化的范围,就是民俗学的研究对象。但是,它同上层文化不同,同样是诗歌,唐诗宋词就不能说是民间文化,只能说其中有一些民间文化的因素,它同王老九的诗歌就不一样。我主张把民俗学改为民间文化学,这个主张得到了很多人的赞同。按照中国的传统,所谓民俗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人生仪礼,一是年中行事(节令)。现在我们的民俗的概念与以前大不相同,从物质文化、社会组织到各种意识形态,乃至语言,民俗已经扩大到比较广的领域。这样,比起以前来,民俗学的责任就更重了。现在随便拿起一本出版的民俗方面的著作,都有新东西,都有我不知道的内容,像到我这样年龄的,与民俗打交道也已经六七十年了,不仅对一些具体的民俗内容不清楚,甚至连名称也没听说过,可见民间文化真是一个大海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的民俗学是多民族国家的一国民俗学,50多个少数民族的社会形态又各不相同,从原始社会末期到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时期都存在,而且同样的原始社会末期,各个民族、不同地区所表现出来的形态又不一样,各个民族的民俗也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十分丰富。叶涛:您从日本回来就立志要从事民俗学的研究,但是由于时代的原因,您的原望一直没能实现,建国后搞民间文艺走的也是曲线救国的路子。那么,到什么时候,您公开提倡研究民俗学?您什么时候开始在课堂上讲授民俗学?钟敬文:最早是在1979年。当时在高校中恢复民间文学课程后,没有老师,1979年教育部委托我培养民间文学教师。我认为光有老师还不行,因为老师不一定都能够编讲义,因此我主张把培养老师和编讲义结合起来,教育部同意我的意见,这就编了那本《民间文学概论》。其间,我们又利用暑假办了一个民间文学讲习班,时间是一个月,我在讲习班上做了《民间文学与民俗学》的讲演,这样,对民俗学的提倡就开始了。同时也筹备成立民俗学会,准备了三四年的时间,这当中,辽宁、浙江等纷纷成立了民俗学研究小组。对于这段历史,王文宝在一些文章中都讲到了。1979年的讲演──《民间文学与民俗学》,是新中国课堂上最早讲民俗学的,此前一年的1978年,我已经起草一个文件,给中国社会科学院,呼吁建立民俗学学科,同时也建立研究机构。(这就是著名的七教授关于恢复民俗学的倡议书。──编者注)现在有人问我,当时为什么不建议在社科院建立民俗学研究所呢?我何曾不想啊!但是我这个人究竟还是比较保守的,研究所主要是研究人员,在当时那个时候还没有研究人员。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学科的人才培养也会跟上的。我从1953年就开始培养民间文学研究生,但从1957年反右我被划成右派,一直到70年代四人帮倒台,一切就不正常了。我现在非常感谢邓小平,就是他那8个字救了我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8个字就是要把那些左的东西和种种禁区打破,打破了禁区,民俗学就解放了,我就敢上书了。这8个字救了很多学科,社会学、人类学等等的恢复都与它有关。叶涛:文革以后您的第一届研究生是哪一年招的?钟敬文:1979年。当时,学校叫我招10个,最后只招了6个,他们之中还有一两个是同等学历入校的,他们毕业时已经有学位了。1981年,国家学位委员会已经给了我招博士的权力,我认为博士生必须有硕士的基础,否则东拉西扯硬招进来,实际上的博士和硕士一样,因此。我到1986年才招第一届博士。叶涛:新的世纪即将来临,民俗学也在中国走过了80年的历程。您作为世纪的同龄人,又是本世纪民俗学在中国发展的直接参与者和见证人,您怎样评价这个世纪的中国民俗学?钟敬文:民俗学这门学科在中国没有传统,像古典文学、语言学在旧大学里面就有基础,其他人文学科也一样。从北大开始到新中国成立,始终没有民俗学这个学科。北大的魏建功先生大概在30年代开过民间文学的课,他是从语言学角度教的。江绍原先生也在北大教过礼俗研究课,可能也是选修课。我在中山大学也教过民俗学,但那是非正式的,国家没有规定这门课程,别的大学也不开这门课。因此,民俗学这门学科始终是民间的一门学科,学科队伍始终是游击性的,在大学正规的教育里没有阵地。因此,民俗学在中国学界没有基础。另外,中国出去的留学生也很少在国外学习民俗学。像江绍原先生在美国学的是宗教学。民俗学与两个方面关系比较密切,一个是口头文学,一个是民间信仰,民间信仰和宗教学的关系比较近,江绍原先生就是从宗教学角度来研究民俗学的。直到近年来才有人在国外读民俗学方面的学位。民俗学在正规教育中始终没有阵地,假如从北大开始就把民俗学列入正规课程里去,那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对于这门学科的发展,还有一些政治的原因。解放后,应该是人民的政权,人民的文化应该得到重视,但是,由于理解上的关系,出现了民间文学是无产阶级的、民俗学是资产阶级的观点,尽管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可是它占了上风,这对民俗学的发展就极为不利了。过去的民俗学虽然有北大、有中大等不同时期的发展,但是它究竟没有形成气候;解放后又受到政治上的影响,直到四人帮倒台以前不可能发展。这种状况,使这门学科的基础十分薄弱,影响了学科的发展。一种学问要发展,大学里面要有自己的位置,和过去相比,现在的情况不同了,我们在大学里已经有了用武之地,关键就看我们自己了。早在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曾在文件中提到需要研究的学科,里面就已经有了民俗学,1997年国家教育部在学科调整中更进一步确立这门学科为独立学科,我们迎来了民俗学发展的黄金时代。民俗学不仅在国际上有学术传统,我国也有研究民俗的传统,历史上的许多著作中都有关于民俗的见解。从文化角度来看,民俗是最基础、最特殊的文化,民俗文化就是人民大众的生活,它是一种生活文化,外国学者把民俗等同为生活方式,总之,民俗是最多数人所享有的文化。中国的历史悠久、地域广阔,不论是文献上,还是现实生活中,民俗都极为丰富,这也是现在引起许多学者注意的原因。民俗学在我国发展的80年,由于有国际学术影响,加上我们的资料丰富,我们确实做了一些工作,不过,这主要是近20年才做的工作。总的来看,我们民俗学是先天不足,后天有些失调,但是,对于这80年中由于大家的努力所做出的成绩,绝不能一笔抹杀。我们没有柳田先生,没有弗雷泽,(柳田国男,日本民俗学家,被称作是日本民俗学之父;弗雷泽,英国著名人类学家,著有《金枝》。──编者注)这不能掩盖我们所做的工作。关键是我们今后怎么去做。叶涛:中国民俗学经过80年的坎坷发展,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在学术界赢得了自己应有的位置。您对今后民俗学的发展有什么想法?钟敬文:民俗学在我国的大学里已经确立了自己的位置,有了一些博士点、硕士点,可以培养自己学科的研究生;各省几乎都有民俗学的组织,也出现了一些民俗学研究所;而且民间建立了许多民俗博物馆;这表明民俗学的队伍已经建立起来了,民俗学的发展肯定比过去要好。只要没有什么特殊的因素,按照常态,民俗学一定会在现在的基础上向前发展的。民俗学将来的发展需要注意这样几个问题。一个是机构建设。现在全国30多个省市,多数有民俗学组织,但是组织并不健全,有一些只是有个名字而已。一个机构,哪怕只有一个人在搞也可以,关键是要有工作。除了这些地域性的学术机构以外,还应该有一些专业性的机构,比如就应该有专门研究中国史诗的学术机构,中国几十个民族都有史诗,这对人类来讲是一笔很大的财富,像蒙古族就有三四百种,彝族仅出版的史诗就有十几种,应该有专门的队伍来研究它。另外像傩戏、像萨满教都应该有专门的机构、专门的学者来研究。另一个问题,就是要树立全国一盘棋的观念。比如全国风俗志,现在就有两个头在搞,其实到了下面可能是一个人搞两样,这说明从事这个工作的人考虑问题不周密,两个不如一个,应该把事情做精了。从整个工作来看,应该进入有计划的、全国一盘棋的阶段。我提出要建立民俗学的中国学派,那么,我们在机构、队伍、有质量的科学研究等方面就应该有一个计划,从全国角度上看,哪些很重要的研究我们现在还是空白,或者做的不够,应该加大力度,横面来看就会发现问题。因此,应该有全面的规划。当然,这并不排除各地有自己规划外的计划,但是重要的事情一定要在规划内,比如全国、各个省、甚至每个县都应该有一个民俗村,每个省都应该清理自己在民俗学方面的著作,像《山东省志民俗志》中专门设有民俗研究一章,这就非常好,《广西通志民俗志》也有这方面的内容,尚未出版的江苏省的民俗志中也有。此外,还要把中国传统的民俗著作整理出版,清理我们优秀的民俗文化遗产,强化我们的民族民俗意识,向世界展示我们民俗文化深厚的根基,各个省都应该做这方面的工作。像《风俗通义》这类著作就可以直接注释出版,像《论衡》,它本意上是反对这种民俗的,但是它保留了很多资料,像《论衡》这类书就应该整理、摘录,从中反映当时的民俗状况,具有民俗史和民俗学史的价值。《论衡》中有作者的民俗观点,尽管我们今天并不赞成作者的观点,但从人类思想史来看,它也有进步的一面,只是它不理解民俗的特点,存在着缺点。还有一些著作,如《晏子春秋》,本来是当作他的著作,其实这是一部关于晏子的民间故事集,同《越绝书》、《吴越春秋》一样,里面吴子胥做的事情也是民间传说的,对于这类著作的整理也是民俗学者应该做的工作。假如把这些工作做了,我们的民俗学就会声势很壮,对世界学术也是一个贡献。学术讨论会还是要搞。过去我们已经开过不少研讨会,既有专题的,也有地域的,今后还要继续开下去。现在有一种风气,就是利用利用学术研讨会来推广旅游等等,真的搞学术研讨,就一定要有充分准备,要有高质量的学术论文,这样才能够将学术研究进一步深化。开一个会,就要有一个成果。我是做老师的,我以为民俗教育很重要。现在国家给我们创造了条件,全国高校中已经有部分院校可以培养民俗学研究生,没有研究生的,起码也可以开设民俗学的课程。高校这个阵地非常重要,一方面可以把民俗学知识灌输到大学生的头脑中,有普及的作用,同时也可以培养出民俗学的学术人才。在出版方面,除了前面提到的对中国的民俗史、民俗学的著作整理出版之外,对外国民俗学的介绍要加强。我们经常提到日本的柳田先生,可是柳田先生最主要的著作《民间传承论》、《乡土生活研究法》就没有翻译过来;像杨先生没有翻译完的法国汪继乃波的著作,法国桑提夫的《民俗学概论》、意大利人写的《欧洲民俗学史》都应该尽快介绍过来。这些著作过去并不是没有人翻译,而是翻译了没有人要,现在情况不同了,我们可以担保这些著作会有一群基本读者,有市场。另外在民俗学的国际学术交流、高级人才培养等方面也需要加强。我们中国这么大,民俗资源这么丰富,需要高级人才的地方很多,全国起码要有100个专家,这样一个省也不过才有两三个人,那实际上是很可怜的。所谓专家,就是要受过系统训练,有博士、硕士学位。现在民俗学已经在大学里有了位置,我认为,民俗学的知识教育不应该从大学开始,而是要从小学、中学开始,国外已经这样做了。像北欧的国家就开有这类课程,日本、韩国在战后开有社会课,民俗学在社会课里面占有重要位置,前些年王汝澜翻译的后藤兴善的《民俗学入门》,就是日本社会课的内容。我很想找一个人写一本供中学生看的民俗学的书,不一定上课用,可以作为课外阅读,一般群众也可以看,这比我们用8年时间写的《民俗学概论》教科书还要重要,可惜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人来写。这个人既要有专业知识,又能写的通俗,文笔好。叶涛:从1999年秋季开始,全国共有8个高校招收了民俗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这是新中国第一批将要获得法学硕士学位的民俗学研究生,在研究生的培养方面,您认为我们应该注意哪些问题?钟敬文:主要是两个方面,首先是打好基础。研究生是研究人员,要有合理的知识结构。知识结构包括本学科的知识,既要掌握民俗学的理论知识,更要注意培养他具备实际的、具体的知识,即民俗志的知识;知识结构中还包括与本学科相关的知识,如文化人类学、民族学、宗教学等,都应该在读书期间打好基础。其次是训练他的科学思考能力。叶涛:《民俗研究》杂志自创刊以来,一直得到您的大力支持,请您谈谈对杂志的希望。钟敬文:《民俗研究》从创刊之初我就特别关注,尤其是关注民俗学专业方面的理论文章。十几年来,你们办杂志也有一个摸索的过程,到最近的1999年,杂志变的图文并茂,图加多了,理论并没有削弱,文章的质量也有很大提高,栏目也比较合理,纸张、印刷都比原来漂亮了,进步还是很快的。叶涛:您已经是97岁高龄的老人了,仍然这么关心我们杂志的变化,我代表杂志编委会,同时也代表杂志国内外的广大读者祝您健康长寿!谢谢您接受我的采访。钟敬文:也祝你的刊物长寿,它的长寿比我的长寿更重要。
(1999年9月12日下午,于北京师范大学红2楼钟敬文寓所)本文原载于《民俗研究》2000年第1期

  北京大学是中国民间文艺学、民俗学的发祥地,在民间文艺的研究和保护问题上,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列。谈起北大和民间文艺绵延90年不断的联系,段宝林如数家珍。

钟敬文先生(1903-2002)是我国著名民间文艺学家、民俗学家、教育家、诗人、散文家,曾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名誉主席、中国文联荣誉委员、中国民俗学会理事长、名誉理事长、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等职。

  1918年2月1日,蔡元培校长亲自署名,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校长启事》,号召全校师生员工和全国各地报刊、教育和文化机关发动征集全国近世歌谣,开辟了中国民俗文化研究的一个新时代。随后,北大成立了歌谣征集处。

钟敬文先生,原名谭宗,又名静闻、金粟。1903年3月20日出生于广东海丰。

  1920年,北大歌谣研究会成立。

1920年,先生年仅17岁,就读于海丰陆安师范学校,因感受了“五四”的春风,与同学们一道宣传演讲,抵制日货。正是这样的人生实践,使先生产生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1922年陆安师范毕业后,他留在家乡当了一名小学教员,这一时期他受到新文化思潮和北大歌谣学运动的影响,对民间文学发生兴趣,开始搜集、整理民间歌谣故事等,并在北大《歌谣》周刊陆续发表了《读〈粤东笔记〉》、《南洋的歌谣》、《海丰人表现于歌谣中之婚姻观》。同时开始写作白话新诗,1923年与两位好友共同出版新诗集《三朵花》。

  1922年,《歌谣周刊》创刊,面向全国出版发行。

1926年夏,受彭湃、聂绀弩的影响,为了寻求更充沛的思想滋养,先生来到了当时的国民革命中心广州,这是先生走上治学生涯与追求真理之路的关键一步。在岭南大学工作、学习之余,先生利用图书馆开始了民间文化的研究工作,整理了《粤风》等民俗文献。并结识了冼星海、刘谦初等进步人士,开始阅读包括《共产党宣言》在内的革命书刊,给《少年先锋》写稿。这一年他整理的第一本故事集《民间趣事》在北京北新书局出版。

  全国最先进的教授们集中在北大,揭开了中国民间文艺、民俗学乃至人类学研究崭新的篇章,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中国学术发展史上写下了闪光一笔。知道蔡元培校长为什么特别重视民间文艺吗?段宝林笑着透露,其实他在德国、法国留学时重点学习的就是民族学,他非常了解民间文艺的重要性。

1927年春,新文化运动的先驱鲁迅先生来到广州,钟先生兴奋地邀约一批青年朋友拜见了鲁迅先生,并广泛搜集有关鲁迅先生在羊城的行踪,编成《鲁迅在广东》一书,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同年秋天,先生经顾颉刚介绍,转入中山大学,担任中文系助教并教授预科国文。这时一批原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与风俗调查会的骨干如顾颉刚、容肇祖、董作宾等聚集中大,他们继续开展在北方从事的新学术事业,钟先生便成为积极参与者与组织者。他协助顾颉刚等成立了我国第一个民俗学研究组织——民俗学会,创办民俗学讲习班,编印《民间文艺》、《民俗周刊》及民俗学丛书,积极宣传与推进民俗学这门新学问。这一时期钟先生出版了《荔枝小品》、《民间文艺丛话》等文艺与学术专集,在文艺界学术界崭露头角。

  民间文艺研究的火苗自被蔡元培老校长点燃之后便在北大燃烧不熄。《歌谣周刊》出了三卷97期,还出版了歌谣丛书。

1928年夏,正当先生努力追求思想与学术进步的时候,遭逢了涉世以来的第一次打击,学校保守势力借口钟先生经手付印的《吴歌乙集》问题,解除了他的教职。在钱塘江潮水高涨的时候,钟敬文应朋友刘大白之邀,到了杭州。

  当时的学生顾颉刚休学在家时调查收集了许多苏州歌谣,编成一本厚厚的《吴歌甲集》,当时著名教授胡适之、刘半农、沈谦士、俞平伯等人都写了序加以肯定。当时的研究生董作宾在《歌谣周刊》的基础上还写出歌谣比较研究的专著《看见她》。

在杭州,钟先生热心于散文、小品的写作,出版了《西湖漫拾》(1929)、《湖上散记》(1930)等散文集,在散文创作上取得了较大的成功。郁达夫对钟先生的散文有很高的评价:“清朗绝俗,可以继周作人、冰心之后武”(1935)。阿英在《现代十六家小品》(1935)中认为钟先生的散文不少篇章是“新文艺的小品中的优秀之作”。钟先生这些散文创作成就奠定了他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30年代,北大就开设了民间文艺课程,魏建功教授担任了教学任务,江绍原等教授讲授宗教学、民俗学等方面的课程。

钟敬文先生在热衷于文学创作的同时,并没有忘记自己研究草根文化的使命。在杭州他团结了一批同志,成立了“中国民俗学会”,编印了《民间》(月刊)、《民俗学集镌》及民俗学丛书。这一时期,是钟敬文先生学术迅速成长的时期,他致力于民间文学的搜集、研究,写下了多篇民间文学的研究文章,如《〈山海经〉神话研究的讨论及其他》(1930)、《中国民间故事型式》(1931)、《中国植物起源神话》(1933)、《中国的天鹅处女型故事》(1933)等,从而奠定了他在神话学、故事学方面的学术地位。并注意吸取国外的理论研究成果,同外国同行建立学术联系。一时间杭州成为继北大、中大之后民俗研究的重镇。1928年至1933年间,钟敬文先生先后任教于杭州高级商业学校、浙江大学文理学院、民众教育实验学校。此时,他十分强调民俗学与民间文艺学的社会教育功能,认为这是民众教育的重要内容。钟敬文先生还创办了《民众教育季刊》(后改为月刊),在季刊上专门出版了“民间文学专号”。1933年夏,他曾应江西教育厅之邀,远赴千里之外的南昌,作民间歌谣的公开演讲。

  40年代,朱自清和闻一多等知名教授学者在民俗学和民间文艺方面更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朱自清先生开课的讲稿《中国歌谣》倍受欢迎,这部著作也是朱自清先生在这一学术领域研究的重要成果。闻一多先生则开创性地从民俗学角度研究古典文学,为古典文学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1934年春,钟先生辞去浙江大学专任讲师的教职,与夫人陈秋帆一道东渡日本深造。在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文学部研究院,钟先生成为一名出色的研修者,他每天伏在那九层楼的图书馆里,耽读着民俗学、文化人类学等理论著作。每天的午餐是一毛钱一碗的荞麦面,为的是省下一点买书的钱。生活是清贫的,但精神却是快乐的。在跟随著名神话学家西村真次学习神话学期间,钟先生在当地的《民族学研究》、《民俗学》月刊等学术杂志发表了《老獭稚型传说之发生地》、《盘瓠神话考察》等多种关于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的论著,钟先生在日本结识了研究中国语言文学的实藤惠秀教授和增田涉、竹内好诸君,参加了中国文学研究会的活动,并发表了《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现状》的专题演讲。在日本期间,他始终保持着与国内民俗学界的联系,在《艺风》杂志上主编《民俗园地》,向国内介绍民间文学、民俗学理论,从而有力地推进了中日之间民俗学民间文学的学术交流。他在《艺风》上编辑了数期学术专号,特别是撰写发表了《民间文艺学建设》这篇重要学术文章,首次提出了建立独立的民间文艺学的问题。为建设中国自己的民间文艺学学科体系作出了重要贡献。

  与民间文艺半世纪相伴

1936年夏,钟先生从日本回到了杭州,继续从事他所热爱的民俗学、民间文学事业。他除了担任浙江民众教育实验学校专职讲师外,还兼任杭州艺术专科学校文艺导师。在《民众教育》月刊编辑了《民间艺术专号》和《民间文化专号》。他与民众教育实验学校的同事一道举办了“民间图画展览会”,展出了约3000件浙江及部分外地搜集来的民间绘画、木刻艺术品,此举得到社会舆论和各界的好评。

  建国后,中国民间文化研究有了很大的发展。而段宝林的人生从此同北大的民间文化研究紧密相连。

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钟敬文先生投笔从戎,到广州四战区政治部作视察专员,从事鼓动群众、宣传抗日的文字工作。他跟随部队转战粤北,亲赴战地采访收集军民抗敌事迹,与陈原共同编辑《新军》杂志,还与同志一道创立了中华全国文艺抗战协会曲江分会,被选为常务理事;钟敬文先生以饱满的爱国热情写出了《抗日的民族老英雄》、《指挥刀与诗笔》、《牛背脊》等多篇报告文学。他的这些战地篇章,鼓舞着南国抗战军民。钟先生本人对有着同样爱国激情的“欧罗巴的良心”罗曼·罗兰无比崇敬,他在《纪念罗曼·罗兰先生》的一文中说:“他是我灵魂的深切的关与者。读着他的作品,我完全被带入一种比现实远为严肃和深邃的世界。”

  1958年,段宝林在北大中文系文学专业毕业后不久便主动要求从事民间文学教学工作,还带领北大瞿秋白文学会的同学们编选中国民间歌谣。从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提供的几百本书中选编古今歌谣,这是很不容易的。不过当时同学们都有热情,觉得民间歌谣很重要,愿意下功夫搞好它。段宝林抚摩着书柜里略微发黄的三册《中国歌谣资料》很是感慨。

1941年钟敬文先生重返当时设在坪石的中山大学,先后任副教授、教授、文科研究所指导教授等职,讲授民间文学、文学概论、诗歌概论等课程。1945年中山大学迁回广州石牌,钟敬文先生继续在中大执教。1947年钟敬文先生因思想“左倾”再次被中大解职,7月在批阅完研究生考卷后,悄离广州,前往香港,任教于进步人士云集的达德学院文学系。

  1960年,高教部提出民间文学教育应该结合中国实际,将人民口头创作课程从一年级放到高年级,改为民间文学课。但因为不是基础课了,全国高校都取消了民间文学课程,但北大硕果仅存。为什么北大能坚持讲民间文学课,段教授说:那是靠北大精神。当时也让他改教现代文学,导师王瑶先生说:民间文学很重要,我的导师朱自清先生就讲过歌谣课。你还是以民间文学为主,看看《鲁迅全集》中有关民间文学的论述。当时,段宝林给外国留学生和中国文学专业高年级学生讲授民间文学课达7遍之多,直到1966年6月。因此,他被钟敬文教授誉为有张志新精神。如今在全国高校推广和普及的民间文学教学体系也在此时建立起来。

1949年5月,新中国成立前夕,应党的邀请,钟敬文先生回到北京参加第一次中华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见到了久所敬仰的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周恩来给钟敬文先生写下了“为建设人民文艺而努力”的亲笔赠言。8月,应北京师范大学校委会主席著名语言学家黎锦熙先生之聘,钟敬文先生就任师大中文系教授,并兼任北京大学、辅仁大学教授。1952年教育部任命钟敬文先生为北京师范大学副教务长,1954年又任命为北京师范大学科研部主任。

  文革那段时间我还编了一本《中国民间歌谣选》。即使在文革中,段宝林也从没有离开过民间文艺。批判就批判,质疑就质疑,我反正安安心心看书,不管他们。不管他们四个字,段宝林把风雨如磐的日子说得很轻松,我还带学生下工厂,结合创作课,研究民间文学与作家的关系,副产品是《西方古典作家谈文艺创作》,这本书受到茅盾先生肯定,他说:此种工具书非常需要。你编此书下了很大功夫,令人敬佩。段宝林翻出《立体文学论》中茅盾先生的手迹,说:事实证明很多大作家都是从民间文艺中汲取营养,在民间文学的熏陶下走上创作道路的。

20世纪50年代的第一个春天,钟先生与郭沫若、老舍一道满腔热情地筹组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宣告成立,大会选举郭沫若为理事长,老舍、钟敬文二位为副理事长,钟敬文先生主持该会的日常工作。经历了数十年的努力,中国终于有了全国性的研究民间文艺的专门机构,钟先生多年的愿望实现了,他心身畅快地工作着。他先后主持创办了《民间文艺集刊》、《民间文学》等刊物,为民间文艺研究提供了园地。在北京师范大学等大学讲授民间文学(后改名人民口头创作)课程,并创建全国第一个民间文学教研室。1953年他率先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开设了民间文学研究生班,为新中国培养该领域的高级人才。

  1978年10月,在兰州召开的全国少数民族文学教材编写暨学术讨论会上,段宝林作了两个多小时的主题报告《民间文学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反应热烈,为新时期的民间文学振兴敲响了响咚咚的开台锣鼓,极大鼓舞了全国民间文艺工作者和研究者。我记得当时有一位蒙古族教师因为搞《嘎达梅林》在文革中被打断了脊梁骨,曾经发誓再不搞民间文学了。但他会后跟我说没想到民间文学这么重要,他要坚持把民间文学搞下去。自己的研究和发言能给困顿之中和失去信心的人以鼓励和鼓舞无疑是幸福的,段宝林说到这里微微笑了,很多有意思的事情。明确民间文学的重要性是进行研究的思想基础,我们研究者才能有信心啊。人们不重视是因为无知,这是学生们在学过民间文学课后的结论。段宝林自己经过学习和研究知道民间文艺的重要,也一直努力地使世人知道。

1954年他当选为北京市人大代表,并参加了政协全委会组织的宪法草案(初稿)座谈会,钟敬文先生充满了参政、议政的热情。可惜好景不长,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将他打入了冷宫,1957年钟敬文先生被错划为“右派”,其研究部主任、校务委员、学报编委职务也被撤销,此后一段时间,钟敬文先生失去了政治权利,失去了学术研究的自由。1962年,“右派”摘帽,他悄悄地开始了学术研究,撰写了《晚清时期民间文艺学史试探》、《晚清革命派作家的民间文艺学》等至今为人称道的学术论文。接着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钟先生的学术生命又被无情地中断了十年之久。

岁月蹉跎,先生弘毅之志未坠,改革开放之后,钟敬文先生获得了第二度的学术青春。1979年,年近80的他为恢复民俗学的学术地位而呼吁奔走,亲自邀约顾颉刚、容肇祖、杨堃、杨成志、白寿彝、罗致平等七位著名学者,联名倡议恢复民俗学的学术地位,建立中国民俗学学术机构。1983年,中国民俗学会成立,钟先生当选为理事长。为了推动和协助各省市这类机构的建立和发展,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他北至丹东,西至兰州、成都、贵阳,南至广州、桂林,东至上海、杭州、宁波,参加成立大会,参与学术讨论,进行学术演讲。

1979年钟先生当选为北京市政协常委,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评议组中国语言文学评议组成员,为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事业的发展和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做出了重要贡献。

钟先生十分重视民间文学与民俗学的教学科研工作,为了推进中国民间文学、民俗学的学科建设,钟敬文先生先后两次组织全国高校教师编写《民间文学概论》(1981年出版,1988年获国家教委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民俗学概论》(1998年出版,1999年获国家图书奖提名奖),作为专业教材与理论普及读本。并在北京先后六次举办民间文学、民俗学讲习班及高级研讨班,为全国培养了数百名民俗学学科急需的人才。80年代初,钟先生还承担了《中国大百科全书》民间文学部分的主编工作。在钟先生等老一辈学者的共同努力下,1988年中国民俗学被列入国家二级学科目录。钟敬文先生为之奋斗了近80年的民俗学事业步入新的发展阶段。作为中国第一批博士生导师、第一批文科博士后流动站的合作导师钟敬文先生,为了培养学科建设所需的人才,始终坚持在教学科研第一线。

新的20年,是钟敬文先生获得巨大丰收的时期。1988年他所领导的民间文学的学科点,被列为国家重点学科。1994年北师大中国民间文化研究所建立,钟敬文先生亲任所长。1997年中国民间文学学科进入了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行列。2000年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被批准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在这一时期,钟敬文先生领导的学科点培养了近五十位博士、博士后,以及来自国内外的访问学者,其中绝大部分成为民俗学民间文学教学研究的骨干力量。他主持的“中国民俗学学科建设的创建与实践”的教学改革项目分别获得北京市普通高等学校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2000)、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成果一等奖(2001)。

1979年以来,钟敬文先生在科学研究上登上新的高峰,取得了丰硕成果。先后出版了《新的驿程》、《民俗文化学:梗概与兴起》、《民间文艺学及其历史》、《钟敬文学述》、《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等十余部著作和数十篇具有真知灼见的学术论文,这些成果标示着民俗学科的不断进步,具有重大理论指导意义。他的《洪水后兄妹再殖人类神话》论文获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1995),《民间文艺学及其历史》获民间文艺山花奖首届学术著作奖最高荣誉奖(2001)。此外,在钟敬文先生的率领下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民间文化研究所成为中国民俗学建设的重要基地,北京师范大学的民间资料库、以及建设中的民俗博物馆,已经成为开展中国民俗研究的信息与资料中心。

钟敬文先生是一位学者,又是一位诗人。他一生嗜好诗艺,读诗、作诗、评诗成为他生命中不可割舍的精神内容。幼年开始学习古典诗词,青年时代对新诗发生兴趣,比较起来,他尤爱古体诗词。清人王渔洋、近人黄节的诗集是他随身必带的书籍。他具有深厚的诗学修养,一生创作了大量动人诗篇,发表了精美的诗论。他的新、旧诗集仅单行本就有《三朵花》(1924)、《海滨的二月》(1929)、《东南草》(1939)、《未来的春》(1940)、《天风海涛诗词抄》(1982)等7部。他对诗歌创作理论十分重视,从20世纪20年代起,就陆续写下了大量的诗话、诗论,如《盲人摸象式的诗谈》(1928)、《天风海涛诗话》(1941)、《诗心》(1942)、《蜗庐诗谈》(1947)等,后来这些诗学理论著作汇集成《兰窗诗论集》一书(1993)。这些诗歌与诗论表达了钟敬文先生对生活的热爱,对人生的体悟,以及对社会的责任与对事业的抱负。他的诗歌创作与诗学理论在中国现代诗学界具有无可替代的独特风貌。钟敬文先生有着诗人的本色,曾说:将来在自己的墓碑上刻“诗人钟敬文”。钟敬文先生对自己的学问十分谦虚,对关乎性情、表达志向的诗艺颇为自得。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钟敬文先生学问深厚、品行高洁,是一位名符其实的教育家。在长达80年的教师生涯中,始终坚持教书育人的教育原则,始终重视民众教育事业。他将教育看作是人格学识提升的过程,对传道、授业、解惑的教师职责十分看重,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在人才培养上,他有着独到之处,人品是第一看重的标准,其次才是学问,因此对学生的道德品质有着严格的要求;因材施教是他培养学生的另一个重要原则,他根据民俗学学生来源不同学科、程度各异的实际情况,区别对待,为他们制定不同的培养方案,确定不同的培养要求,力求使学生按阶段性目标不断进步,有效地促成了学生的成长。为了快出人才,出好人才,钟敬文先生将自己一生积累的教学、研究资料与研究心得无私地奉献出来,让学生去完成一篇篇硕士、博士学位论文,看到学生的论文受到学界好评,有的还获得全国性学术著作奖,他感到由衷的喜悦。钟敬文先生一向重视少数民族民俗学人才的培养,在招收博士生时,注意招收少数民族学生,特别关心他们的成长,并鼓励他们学成之后回去从事本民族民俗文化的教学研究工作,他已为国家培养了包括蒙古、藏、彝、维吾尔、壮、朝鲜、纳西、满、鄂伦春、白、土家等民族的十多名高级研究人才,他们大多成为本民族文化研究的学术骨干。钟敬文先生在教育事业上作出了卓越贡献,为此他曾获得北京市劳动模范的光荣称号(1982)、曾宪梓教育基金会优秀教师一等奖(1999)。

钟敬文先生十分重视民族民间文化资料搜集、整理工作,1984年他被推选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的主席后,便亲自领导组织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编纂工作。这是一个有“文化长城”之誉的大工程,作为民间文学集成的常务副总编、故事卷主编,他在完成这项工程中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在全国各省故事卷的审稿中,钟先生不顾年迈体弱,参加每一次的审稿会,认真阅读文稿,提出具体的修改意见。为了表彰钟敬文先生在集成编审工作中的重大贡献,1997年文化部向他颁发了文艺集成志书编审工作特殊荣誉奖。钟敬文先生对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有着特殊的情感,他始终关注、指导着民间文艺家协会工作。在病重住院期间,他多次向前来看望他的民协领导建议,应尽快恢复协会的学术期刊,加强学会的学术研究力量。由于钟敬文先生长期致力于民间文艺建设事业及作出的突出贡献,2000年中国文联、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向钟先生颁发了首届民间文艺山花奖终身成就奖

志存高远的钟敬文先生,并不满足于已取得的成绩,他曾在95岁的《自寿诗》中表露自己的心迹:“事功未竟意难安”,认为自己所倡导的民间文化事业还远远没有成功。他不断地思考着中国民俗学的发展方向,在1999年他推出了《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的理论新著,提出了建立多民族一国民俗学的新主张。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为了深入研究有深厚历史渊源的中国民俗文化,2000年钟先生承担了国家重点课题《中国民俗史》。中国民俗学学派的旗帜已经举起,钟敬文先生热切期待着中国民俗学早日成为一门成熟的民族文化科学。

2001年11月22日,由钟敬文先生亲自发起、由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举办的“民俗学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学术研讨会隆重开幕,钟先生十分兴奋,他在会见来自全国各高校与研究机构的代表时说:“这是我住院以来最高兴的一天,也是我80年来最高兴的一天!”钟老面对民俗学学术队伍的壮大与学科建设的发展,他有着发自内心的喜悦。他郑重地嘱咐民俗学工作者:“大家要有一种民族的自觉,将中国的精神视为命根子,将中国的优秀文化视为我们的命根子。”最后勉励大家:“我希望大家努力,努力,再努力!民俗学是一种重要的学科!”钟先生就是这样挚爱着他的事业,他的学问人生与祖国的民族文化血肉相连。2002年1月3日,由钟敬文先生的老朋友启功先生的提议,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在北京友谊医院为钟先生庆贺百岁华诞,钟先生面对前来祝寿的学界与新闻界同仁,说:我要养好身体,回去讲课。最后,他使尽全身的力气,喊出了常在胸怀激荡的肺腑之音:“人民的事业是最伟大的事业!”

钟敬文先生经历新旧社会不同的时代,他的一生是追求进步与文明的一生,他与祖国、民族同呼吸、共命运。钟敬文先生常讲自己是五四的儿子,五四精神是钟敬文先生永远青春洋溢的精神血脉。他经常说:“我喜欢马克思的一句名言:为人类工作。”钟先生就是以这样的情怀孜孜不倦地工作着,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在医院里,他时刻挂念着教学科研工作。嘱咐教研室的老师代他为新来的博士生开设民俗学史课程,并亲自帮助二年级博士生选定博士论文题目,检查毕业论文的进展情况。钟先生一向对学生学业有着严格要求,他轮流约见18名同学到病房汇报学习情况。他惦记着学科建设的大事,一再询问北师大民俗学科申报国家重点学科的进展情况,还与出版社商谈出版一套中国古代民俗史志丛刊。2001年9月他在作《拟百岁自省》一诗以铭志:

历经仄径与危滩,步履蹒跚到百年。

曾抱壮心奔国难,犹余微尚恋诗篇。

宏思竣想终何补,素食粗衣分自甘。

学艺世功都未了,发挥知有后来贤。

人生与学问在钟敬文先生的生命历程中是那样水乳交融。钟先生的百年之旅不仅为创造了生命的奇迹,而且以其对民族文化的挚爱,对学问的虔诚,以及他与生俱来的人类善良品性,为我们树立了人生的典范。为了表示对他的崇敬,有人用“国瑞文宗”来赞誉,可谓实至名归!

他毕生致力于民族文化的研究与建设事业,直到百岁仍然筹划着民俗学学科建设的大事,在临终前的几小时还在说:“我有好多事没做”。钟先生就是这样一位视事业、工作为生命的超凡脱俗者,他是一位纯粹的人、高尚的人,一位真正的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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