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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城历史文化研究》微信版第282期,其先名秉

原标题:唐宋以来广德祠山大帝的神话故事考(一)

丁希勤

原标题:唐宋以来广德祠山大帝的神话故事考(二)

《宣城历史文化研究》微信版第282期

《宣城历史文化研究》微信版第282期

《宣城历史文化研究》微信版第283期

唐宋以来广德祠山大帝的神话故事考

丁希勤

历史上的祠山大帝发源于今安徽的广德县,唐宋以来广泛流布于皖、苏、浙、福建、江西等东南地区,“盖神之庙祀几遍江南”。目前学术界对祠山大帝的研究成果不少
,但对其神话故事的研究不多。祠山大帝有感生神话、东游神话、阴兵神话、化豨(豕)神话、诞辰神话、出生地神话、礼斗神话、埋藏故事等,具体展示了唐宋以来祠山大帝信仰的形成、发展与变迁情况。

一、唐代感生、东游神话与《魏书•序纪》之关系

祠山大帝的最早记载是唐代颜真卿书写于大历九年的《横山庙碑》。宋代重立《颜真卿横山庙碑》曰:

公姓张氏,黄帝之后,其先名秉,夏禹时人也,居鼎州武陵龙阳洲,地有白马湖、明月池。秉行山泽间,有神女自天而下,辎軿侍卫甚都,谓秉曰:“我,天女也,受命相偶。”既而曰:“明年今日,复会于此。”言讫而别。辎軿飘然,去如风雨。秉如期而往,果见天女以所生男授秉曰:“此君之子也,子孙相承,当世世血食吴分。”先时,天西大裂,有声如雷,有电如龙,识者谓必生神人,公果应之。长而奇伟,宽仁大度,喜怒不形于色,身长七尺,隆准修髯,发垂及地,深知水火。有神告以此地荒僻,不足建家,命行。有神兽前导,形如白马,其声如牛,遂与夫人李氏东游会稽,度浙江,至苕雲之白鹤山,山有四水会流其下,公止而居焉,于白鹤得柳氏,于乌程桑坵得赵氏为侍人。李氏亦梦天降红绡其身,既而生子,火光满室,陡生莲花。长而风神堂堂,仰观俯察,无不洞照云(今存于庙,其文止此,乃张兢辰润色者,洪兴祖重立。命行至如牛,张记无此十五字,东游作来游)。

颜碑内容与《魏书•序纪》有惊人的一致。《魏书•序纪》曰:

献皇帝讳邻立,时有神人言于国曰:“此土荒遐,未足以建都邑,宜复徙居。”帝时年衰老,乃以位授子。

献帝命南移,山谷高深,九难八阻,于是欲止。有神兽,其形似马,其声类牛,先行导引,历年乃出,始居匈奴之故地。其迁徙策略,多出宣、献二帝,故人并号曰“推寅”,盖俗云“钻研”之义。初,圣武帝尝率数万骑田于山泽,欻见辎軿自天而下。既至,见美妇人,侍卫甚盛。帝异而问之,对曰:“我天女也,受命相偶。”遂同寝宿。旦,请还,曰:“明年周时,复会此处。”言终而别,去如风雨。及期,帝至先所田处,果复相见。天女以所生男授帝曰:“此君之子也,善养视之。子孙相承,当世为帝王。”语讫而去。子即始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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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二者的神话部分几乎相同,《颜真卿横山庙碑》严重抄袭《魏书•序纪》。《魏书》乃北齐魏收所著,隋唐时开始流行,而据《祠山事要指掌集》记载《颜真卿横山庙碑》书写于唐大历九年,则抄袭《魏书》完全可能。《颜真卿横山庙碑》在宋代有两个版本,一是唐代的原始碑文,到北宋时有所损毁。第二个是宋代大观、绍兴年间在唐代颜碑的基础上经过张兢辰润色、洪兴祖重立的石碑。后者根据《魏书•序纪》对张兢辰润色的部分作了修补,加入“命行,有神兽前导,形如白马,其声如牛”的内容,很明显是抄自《魏书•序纪》。尽管洪兴祖认为“旧碑(颜真卿横山庙碑)末云新室之乱,野火隳其祠,建武中复立,则鲁公所刻盖东汉时碑也。”
但这只是一种猜测。按说东汉的碑文,则《魏书•序纪》抄袭了《横山庙碑》。一般来说,国史直接抄袭民间的可能性不大。至明代正统道藏《搜神记》祠山张大帝传中又加入了渤“字伯起”,与《魏书》作者魏收“字伯奇”谐音,可以说是明代进一步抄袭《魏书》的结果。《魏书•序纪》中只讲了两个神话,即北魏祖先的感生神话和献帝的南迁神话,因此颜真卿碑中也只有两个神话:祠山的感生神话与东游神话。

二、北宋阴兵、化豨神话与大禹治水之关系

祠山阴兵化豨最早出自北宋景德三年广德知军事成悦撰的《祠山广德王事迹》引“耆旧相传《灵应事迹》”曰:

王讳渤,清河张氏也。自江南割据,累经兵火,失其传记。惟本庙有古碑并耆旧相传《灵应事迹》共一卷耳,曾祖考亦不知其讳,祖讳秉,王生于前汉,吴兴郡乌程县横山人也。炳山岳之灵,抱神龙之德,始于本郡长兴县顺灵乡发迹,役阴兵导通流,东自长兴荆溪,疏凿圣渎,长十五里,岸高七丈,至广德界青林塘。仍于岸侧先开一浴兵之池,方三十余顷。寻广圣渎之岸,迤逦而西,至杜杭庙。又十五里,阔二十二丈至十五丈,总三十里,志欲通津于广德也。复于后村毕宅保小山之上枫树之侧为挂鼓坛。先时与夫人陇西氏密议为期,每饷至鸣鼓三声而王即自至,不令夫人至开河之所。厥后因夫人遗食于鼓,乌啄鼓鸣,王仍以为误而不至。夫人遂诣兴工之所,见一大豨役阴兵开凿渎河。王见夫人变形未及,从此耻之,遂不与夫人相见,圣渎之功息矣,遁于广德县西五里横山之顶。居民思之,立庙于山西南隅。夫人李氏亦至县东二里而化,时人亦立其庙。

从这里可以看出,阴兵化豨神话最初应出自“耆旧相传《灵应事迹》”。当时尚有“清河张氏”、“陇西李(氏)”的字样,而到北宋政和年间王安民作《灵济王行状》一文时就没有了,表明成悦一文抄自耆旧相传《灵应事迹》的可能性较大,因此并没有作较大的变动。《灵应事迹》与“古碑并”,所谓古碑,指的是颜真卿的横山庙碑,是北宋时所能见到的最早的祠山碑文,表明《灵应事迹》大致与颜氏的碑文同时,至迟在北宋景德年间就已经存在了。从故事的内容看,它是抄袭了大禹的治水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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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顾起元曰:

夏后氏生而母化为石,此事之异,闻者说见《世纪》,盖原禹母获月精石如薏苡吞之而生禹也。《淮南子》云“禹生于石”,注谓“修已感石,坼胸而生”,故说者以为夏后生而母复为石。今登封东北十里有庙,庙有一石号启母石,应劭、刘安、郭璞、李彤、隋巢、王烱、王韶、窦革等皆云启母,历代崇祀,亦以为之。启母,按元封元年武帝幸缑氏,制曰朕用亊华山,至中岳见夏后启母石,云启母化为石,启生其中,地在嵩北。有少室姨神庙,登封北十二里,云启母之姨,而偃师西二十五里复有启母小姨行庙。《淮南子》禹通轩辕,涂山欲饷,闻鼓乃来,禹跳石,误中鼓,涂山忽至,见禹为熊,惭而去,至嵩山下化为石。禹曰归我子石,破北方而生启,盖本乎此亊,正与广徳所祠乌程张渤疏圣河,夫人李饷至鸣鼓事正同,见《事实》及《桐汭志》、《漫录》等,故记以为大禹之化,厥有由矣。虽然启母之庙,顾野王、卢元明等又以为阳翟妇人。《嵩髙记》云阳翟妇姙三十月,子从背出,五岁入山学道,为母立祠曰开母祠,则又疑后母矣。按《遁甲开山图》又言上古女娲十九代孙大禹,寿三百六十岁,入九嶷山飞去,后化生于石纽山,泉女狄暮汲水,得石子如珠,爱而吞之,有娠,十四月生子,代父治水,尧舜以其功如古大禹,乃赐号禹,此又与《世纪》之说异。

从这里可以看出,先秦、汉代的《世本》、《淮南子》等书早已有大禹化熊治水及相关神话传说。通过比较发现:祠山神话中的“天女”即大禹神话中的“女娲”,祠山神话中的“金丹”即大禹神话中的“启母石”,祠山神话中的“怀胎十四个月”
即大禹神话中的“十四月生子”,祠山神话中的夫人李氏即大禹神话中的涂山女,祠山神话中的小姨即大禹神话中的小姨子
,祠山神话中的化豨即大禹神话中的化熊。清代朱立襄曰:“祠山化豨凿渎,说者谓其本淮南子所称禹化熊通轘辕路涂山氏见而惭之之事,以傅会于祠山尔。”
唯一不同的是:大禹化熊,而祠山化豨。熊与豨之区别在于:大禹治水,旨在止水,熊是狗之一种,属性为戌,五行为土,土克水,是对治水的演义。祠山凿河旨在通流,豨为豕为猪,属性为亥,五行为水,是对水神的演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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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祠山的早期神话有感生神话、东游神话、阴兵神话和化豨神话。前两个神话来源于《魏书•序纪》,以颜真卿《横山庙碑》为标志。后两个神话来源于大禹治水,以耆旧相传《灵应事迹》为标志。但颜真卿的横山碑中并没有提到到阴兵和化豨神话,耆旧相传的《灵应事迹》也没有提到感生和东游神话,二者基本上无相互交涉的内容。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我认为应是《灵应事迹》形成在前,由民间世代相传汇集而成,而横山庙碑发生在后,由精英人士根据史书创作和补充的结果,相当于民间修谱时追述先人的历史。

(作者系池州学院皖南民俗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历史学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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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祠山大帝发源于今安徽的广德县,唐宋以来广泛流布于皖、苏、浙、福建、江西等东南地区,“盖神之庙祀几遍江南”。目前学术界对祠山大帝的研究成果不少
,但对其神话故事的研究不多。祠山大帝有感生神话、东游神话、阴兵神话、化豨神话、诞辰神话、出生地神话、礼斗神话、埋藏故事等,具体展示了唐宋以来祠山大帝信仰的形成、发展与变迁情况。

唐宋以来广德祠山大帝的神话故事考

丁希勤

历史上的祠山大帝发源于今安徽的广德县,唐宋以来广泛流布于皖、苏、浙、福建、江西等东南地区,“盖神之庙祀几遍江南”。目前学术界对祠山大帝的研究成果不少
,但对其神话故事的研究不多。祠山大帝有感生神话、东游神话、阴兵神话、化豨(豕)神话、诞辰神话、出生地神话、礼斗神话、埋藏故事等,具体展示了唐宋以来祠山大帝信仰的形成、发展与变迁情况。

三、南宋诞辰神话与张勃、陈汤以及民俗之关系

到了北宋政和四年常安民作《灵济王行状》时,将两个版本的四个故事合而为一。但无论是唐朝《颜真卿横山庙碑》,还是宋代常安民的《灵济王行状》和洪兴祖重立的《颜真卿横山庙碑》,都没有提到祠山的出生年代。景德成悦的《祠山广德王事迹》引耆旧相传《灵应事迹》时只提到“王生于前汉”,成悦的《重修庙记》以及太平兴国九年何夷素的《重建庙后殿记》、嘉佑四年姚舜谐的《重修寝殿记》、元丰三年胡应麟的《灵济王碑》都说是前汉人。但绍兴年间洪兴祖对此持怀疑态度,他说:“旧碑(颜真卿横山庙碑)末云新室之乱,野火隳其祠,建武中复立,以碑考之,疑非西汉人,特灵迹自汉以来始著耳。”
洪兴祖见过当时流传的各种传说,他的这一观点还是比较可信的。因此,由他重立的《颜真卿横山庙碑》也没有交代祠山的出生年代。但到南宋嘉泰年间詹仁泽、曾樵编纂《世家编年》时却突然出现了祠山生于“神爵三年二月十一日夜半”、“己亥汉神爵三年二月十一日亥时”的说法,显然是当时人所为。

《世家编年》曰:

张之先轩辕之第五子曰挥始造弦实,张网罗,世掌厥官,后因氏焉。六世孙曰秉事夏禹分治水土,至杨州均江海,通淮泗,行山泽遇神娲谓秉曰:“帝以君有功吴分,遣吾为配,生子当以木德王其地。”秉曰:“禹有圣嗣,历数在夏,吾为人臣,敢越厥志?”娲曰:“天命也,不在其身,必在其子孙,数千年后,其世世庙食乎。”明年,天西北隅裂,神娲授以异子。周宣王时有张仲从伐猃狁,以孝友闻,春秋时有张趯为晋大夫。至汉神雀三年二月十一日夜半,王始生,父曰龙阳君,母曰张媪。

下注曰:“詹仁泽、鲁樵未作《世家编年》之前,惟王讳及王之先讳秉见于《显应集》中,《事迹》、《行状》、开文、碑记所载者为可考……自嘉泰‘己亥’既作,《世家编年》创书王祖、王父、九弟、五子、八孙之讳。”
表明《世家编年》接着《颜真卿横山庙碑》和《灵应事迹》又为祠山创造了一系列的祖先。关于祠山的诞辰,《正讹》曰:“《编年》云己亥汉神雀三年二月十一日亥时降诞……简册所传未见有谓王生于神爵亥年之说,詹鲁二公实创书之。”
说明祖先世系和诞辰为南宋嘉泰年间所创。这里,《正讹》以为己亥是指诞辰之年,与神爵三年为壬戌之年不符,显然是没有搞清楚己亥的意思。按神爵年号共有四年,前一个年号为元康,元康共有四年,元康四年曰己未,神爵元年曰庚申,二年曰辛酉,三年曰壬戌,四年曰癸亥。己亥是元康四年己未和神爵四年癸亥首尾各一字的合称,因此“己亥汉神雀三年”是指己、亥之间的神爵三年。

那么,《世家编年》为何将元康四年己未纳入其中呢?古人并没有交代,我认为这涉及到张渤的背景与由来。明洪武间宋讷的《勅建祠山广惠祠记》曰:“谨按祠山神载记所纪为龙阳人,姓张名渤,发迹于吴兴,宅灵于广德,西汉以来盖已有之,或谓即张汤之子安世。”
这一说法宋代以前未曾见,可能是受《世家编年》的影响才出现的,表明当时已有人持西汉朝廷张氏之说。但这里的“张汤之子安世”未必就是张安世本人,应该是他的孙子张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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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神爵之前是张氏家族高度发达的时期,《汉书•张汤传》曰:“安世子孙相继,自宣、元以来为侍中、中常侍、诸曹散骑、列校尉者凡十余人。功臣之世,唯有金氏、张氏,亲近宠贵,比于外戚。”安世是张汤的儿子,封为富平侯,“汉兴以来,侯者百数,保国持宠,未有若富平者也。”张安世死于元康四年,亦即己未年,其子为张延寿,张延寿之子为张勃,“元帝初即位,诏列侯举茂材,勃举太官献丞陈汤。汤有罪,勃坐削户二百,会薨,故赐谥曰缪侯。后汤立功西域,世以勃为知人。”
说明张勃因推荐陈汤而死,由此引出与陈汤与另外两个人。

《汉书•陈汤传》曰:“陈汤,字子公,山阳瑕丘人也,少好书,博达善属文,家贫匄貣无节,不为州里所称。西至长安,求官得太官献食丞。数岁,富平侯张勃与汤交,髙其能。初元二年元帝诏列侯举茂材,勃举汤,汤待迁,父死不奔丧,司隶奏汤无循行,勃选举故不以实,坐削戸二百,会薨,因赐谥曰缪侯。汤下狱论。后复以荐为郎,数求使外国。久之,迁西域副校尉,与甘延寿俱出。”

《汉书•甘延寿传》曰:“甘延寿字君况,北地郁郅人也……车骑将军许嘉荐延寿为郎中,谏大夫,使西域都护、骑都尉,与副校尉陈汤共诛斩郅支单于,封义成侯。”

《汉书•郑吉传》曰:“郑吉,会稽人也……汉之号令班西域矣,始自张骞而成于郑吉。吉薨,谥曰缪侯。”
《汉书•西域传》曰:“其后日逐王畔单于,将众来降,护鄯善以西使者郑吉迎之。既至,汉封日逐王为归徳侯,吉为安远侯,是岁神爵三年也。乃因使吉并护北道,故号曰都护。都护之起自吉置也。”

以上史料揭示了以下内容:

一、张勃因举荐陈汤而死,陈汤后来成为西域都护的副官。

二、与陈汤同时的西域都护长官为甘延寿,与张勃父亲张延寿同名。

三、西域都护首任长官为郑吉,封于神爵三年四月壬戌 。

四、郑吉死后赐号缪侯,张勃死后亦赐缪侯。

后人为纪念这段历史,将张勃与陈汤合而为一,成为祠山神话中的张渤,将西域都护的建置年代神爵三年作为张渤的出生之年。相应地,张勃、陈汤、郑吉的属地也成为神话故事的一部分。如张勃属地杜陵
,陈汤属地山阳,郑吉属地会稽,在神话中演变成为张渤“武陵龙阳人”,“东游会稽”。

将“二月十一日”作为生日与民间相沿已久的习俗有关。祠山的生日一般有两种说法:二月八日、二月十一日。光绪《广德州志》引《田家五行》曰:

二月八日为桐江张王生日,前后必有风雨,俗云请客风、送客雨,正日谓之洗街雨,初十日谓之洗厨雨。俗谓有风雨及微雪者谓之做生日,主岁丰,是日多寒,故谚云二月初八,冻鱼冻肉。又云祠山诞辰东南风谓之上山旗,主水,西北风谓之下山旗,主旱,以是日必有风雨,故俗号云云。州人又谓祠山诞辰系二月十一日,故远近进香之人自初八日为始纷还而来,过二十日始渐止,而尤盛于十一日。

这里交代了二月八日作为诞辰是因为此日多风雨,比较符合祠山大帝的水神身份。但西汉神爵三年二月八日干支是戊寅,戊五行为土,土克水,非符合水神之义。九日己卯、十日庚辰也是如此,惟有十一日辛巳,辛五行是阴金,金生水,比较符合水神和阴兵之义。而且辛为西夷、西域之象征,《魏书》曰:“庚之与未皆主于秦,辛为西夷。”
张渤原型之一的陈汤是西域使者,因此《世家编年》将十一日作其生日,估计是出于此点之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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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将“亥时”定为出生时刻。《正讹》曰:“《编年》首书之曰己亥汉神爵三年二月十一日亥时生,以二月十一日人所敬信之同,而合之以亥年亥时众所骇闻之异。”“詹、鲁创为亥年亥时之说,又撰为元灵节之名,是欲以世俗之见效勤于王所为,是文饰也。”又曰:“庙中有新碑,其旁刻云王在汉朝将兵,凯旋学道于九江梅仙,功成仙去,隶于斗阙下,为天门右神。天门属亥属豨,人畏触,避弗食。”
可见,亥属豨(豕、猪),将亥定为出生时刻是出于祠山化豨之考虑。

综上所述,南宋嘉泰年间詹仁泽、曾樵的《世家编年》所载祠山大帝张渤出生于“己亥汉神爵三年二月十一日亥时”之说,是以西汉王朝张氏权贵作为背景,以张勃和陈汤的故事作为依据,并参照历史上的民间习俗创作而成。《世家编年》还对祠山大帝的族谱世系作了补充、完善,对祠山的神话故事也作了较为系统的整理,结束了有史以来祠山传说的混乱状况,反映了南宋时期祠山信仰的发展与定型。

四、南宋祖籍、出生地神话与《三国志•吴志》之关系

关于张渤的祖籍和出生地有几种说法。一说是北宋景德三年广德知军事成悦的《祠山广德王事迹》引耆旧相传《灵应事迹》曰:“王讳渤,清河张氏也”。河北清河县是张氏的发源地,故不当是出生地,而是言祖籍。一说是会稽吴兴人,如光绪《广德州志》所言。但据明代《搜神记》曰“始于吴兴郡长兴县顺灵乡发迹”,因此吴兴并非出生地。

另一种说法是洪兴祖重立《颜真卿横山庙碑》曰其父张秉“世居鼎州武陵龙阳”。但这里的鼎州始置于北宋大中祥符五年,唐代不应有“鼎州武陵龙阳”之说法。按北宋太平兴国九年何夷素的《重建庙后殿记》讲是“湖州乌程县人”,景德三年广德知军事成悦的《祠山广德王事迹》也讲是“吴兴郡乌程县横山人”,元丰三年胡应麟的《灵济王碑》也讲是“吴兴郡乌程县横山人”,政和四年常安民的《行状》没有交待出生地。乌程县在晋朝析出长城县,五代吴越王钱镠改为长兴县,因此又曰长兴人。而“鼎州武陵龙阳”是宋大观、绍兴之际张兢辰润色、洪兴祖重立《颜真卿横山庙碑》中所提出的,原碑不一定有此文字,极有可能是这两个人后来加上去的,否则北宋时的诸多传记为何只字不提武陵龙阳?且洪兴祖所立碑文并没有完全遵照张兢辰润色的原文,而是作了改动,如“命行至如牛,张记无此十五字,东游作来游”
。将龙阳县作为张渤的出生地我认为应是南宋初年张兢辰、洪兴祖等创作的结果。理由如下:

一、按神话传说,张渤的祖先为张秉。张秉历史上实有其人,《三国志》卷七《吴志》有“阳羡张秉生于庶民”,《万姓统宗》曰:“张秉,字仲节,阳羡人。时顾劭号知人,一见遂友。后劭为豫章太守,发在近路,值秉病,时送者百数,劭辞曰张仲节以疾不克来,恨不见之暂还与别诸君,幸少时相待。秉自是声誉远播,仕吴至云阳太守。”
阳羡县与长兴县同属吴兴郡,也就是说,张秉与张渤都是吴兴郡人,因此在祖籍上有一定的渊源,是为二者之间建立关系之依据。

二、龙阳县始置于吴赤乌十一年黄龙瑞兆,嘉庆《龙阳县志》曰:“吴赤乌十一年黄龙二见武陵汉寿界,故改吴寿,更立一县名龙阳。”
同年云阳也发现黄龙,《三国志•吴志》曰:“(赤乌十一年)夏四月雨雹,云阳言黄龙见。”据上述《万姓统宗》张秉曾任云阳太守,两地同年出现黄龙,是为张秉与龙阳建立关系之依据。

三、嘉庆《龙阳县志》曰:“县北八十里旧志有神鼎出其间,宋改为鼎州。”
大禹治水曾铸九鼎,《史记•封禅书》曰:“昔泰帝兴神鼎一,一统天地,万物所系终也。黄帝作宝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汉《焦氏易林》曰“禹作神鼎”。因此这里的神鼎、鼎州与大禹建立了联系。事实上龙阳县也是一个多水之地,“其地三山六水”,“其地为沅澧之衝,其水为湘沅之会,汪洋万顷,洞庭半焉,虽号弹丸,实为要隘。”
是为龙阳与大禹治水建立关系之依据。

这样,张渤——张秉——云阳——龙阳——大禹之间就建立了一层神话联系,南宋初年的张兢辰、洪兴祖据此为张渤创造了其祖先张秉居“鼎州武陵龙阳”佐大禹治水的故事,并假托唐颜真卿之名刻入重立的《颜真卿横山庙碑》。事实上,张秉是三国吴人,并非是张渤的祖先,而张渤也并非一定就出自西汉,诸种神话皆是后人因时创作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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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龙阳作为出生地,还存在一种可能:

一、龙阳最初属于汉代的寿县。

二、三国时此地出现黄龙,因改名龙阳。汉宣帝的最后一个年号是黄龙,因此将龙阳作为出生地与张渤出生于汉宣帝在逻辑上是一致的。《廿二史札记》曰:“观宣帝纪年,以神爵、五凤、黄龙等为号,章帝亦诏曰乃者鸾凤仍集,麟龙并臻,甘露宵降,嘉谷滋生,似亦明其得意者,得无二帝本喜符瑞,而臣下遂附会其事耶?”

三、此地曾出现神鼎,北宋时改为鼎州,此后人们开始为其酝酿出生于龙阳之故事。据《龙阳县志》载,龙阳县天文分野为张宿,地支为巳。至南宋嘉泰年间詹仁泽、曾樵的《世家编年》继续为其创造了神爵三年二月十一日的诞辰,十一日为辛巳,与龙阳同一地支,可以说是南宋嘉泰年间进一步穿凿附会的结果。

龙阳在东吴的最西边,与西蜀接境。《三国志•吴志》孙权传曰:“会曹公入汉中,备惧失益州,使使求和,权令诸葛瑾报更,寻盟好,遂分荆州、长沙、江夏、桂阳以东属权,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属备。”龙阳县时属武陵郡,却又从属于东吴,表明在吴蜀交界之地,当是吴国最西边。干支上以西边为辛,《魏书》曰“庚之与未皆主于秦,辛为西夷”
,即是明证。因此,将辛巳作为张渤的生日,也就是十一日。吴兴郡天文分野为斗,地支为丑,丑为牛,同样人们为张渤创作了礼斗和以牛为祭的埋藏故事。查嘉庆《龙阳县志》卷三《事纪》和卷五《仙释》虽然都记载了一些张渤的事迹,但很明显是抄自宋明时期已经流传的张渤神话,因此无法证明张渤是龙阳人。世传张渤为龙阳人当是南宋初年创造的结果。

(作者系池州学院皖南民俗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历史学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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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唐代感生、东游神话与《魏书•序纪》之关系

祠山大帝的最早记载是唐代颜真卿书写于大历九年的《横山庙碑》。宋代重立《颜真卿横山庙碑》曰:

公姓张氏,黄帝之后,其先名秉,夏禹时人也,居鼎州武陵龙阳洲,地有白马湖、明月池。秉行山泽间,有神女自天而下,辎軿侍卫甚都,谓秉曰:“我,天女也,受命相偶。”既而曰:“明年今日,复会于此。”言讫而别。辎軿飘然,去如风雨。秉如期而往,果见天女以所生男授秉曰:“此君之子也,子孙相承,当世世血食吴分。”先时,天西大裂,有声如雷,有电如龙,识者谓必生神人,公果应之。长而奇伟,宽仁大度,喜怒不形于色,身长七尺,隆准修髯,发垂及地,深知水火。有神告以此地荒僻,不足建家,命行。有神兽前导,形如白马,其声如牛,遂与夫人李氏东游会稽,度浙江,至苕雲之白鹤山,山有四水会流其下,公止而居焉,于白鹤得柳氏,于乌程桑坵得赵氏为侍人。李氏亦梦天降红绡其身,既而生子,火光满室,陡生莲花。长而风神堂堂,仰观俯察,无不洞照云(今存于庙,其文止此,乃张兢辰润色者,洪兴祖重立。命行至如牛,张记无此十五字,东游作来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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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碑内容与《魏书•序纪》有惊人的一致。《魏书•序纪》曰:

献皇帝讳邻立,时有神人言于国曰:“此土荒遐,未足以建都邑,宜复徙居。”帝时年衰老,乃以位授子。

献帝命南移,山谷高深,九难八阻,于是欲止。有神兽,其形似马,其声类牛,先行导引,历年乃出,始居匈奴之故地。其迁徙策略,多出宣、献二帝,故人并号曰“推寅”,盖俗云“钻研”之义。初,圣武帝尝率数万骑田于山泽,欻见辎軿自天而下。既至,见美妇人,侍卫甚盛。帝异而问之,对曰:“我天女也,受命相偶。”遂同寝宿。旦,请还,曰:“明年周时,复会此处。”言终而别,去如风雨。及期,帝至先所田处,果复相见。天女以所生男授帝曰:“此君之子也,善养视之。子孙相承,当世为帝王。”语讫而去。子即始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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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二者的神话部分几乎相同,《颜真卿横山庙碑》严重抄袭《魏书•序纪》。《魏书》乃北齐魏收所著,隋唐时开始流行,而据《祠山事要指掌集》记载《颜真卿横山庙碑》书写于唐大历九年,则抄袭《魏书》完全可能。《颜真卿横山庙碑》在宋代有两个版本,一是唐代的原始碑文,到北宋时有所损毁。第二个是宋代大观、绍兴年间在唐代颜碑的基础上经过张兢辰润色、洪兴祖重立的石碑。后者根据《魏书•序纪》对张兢辰润色的部分作了修补,加入“命行,有神兽前导,形如白马,其声如牛”的内容,很明显是抄自《魏书•序纪》。尽管洪兴祖认为“旧碑末云新室之乱,野火隳其祠,建武中复立,则鲁公所刻盖东汉时碑也。”
但这只是一种猜测。按说东汉的碑文,则《魏书•序纪》抄袭了《横山庙碑》。一般来说,国史直接抄袭民间的可能性不大。至明代正统道藏《搜神记》祠山张大帝传中又加入了渤“字伯起”,与《魏书》作者魏收“字伯奇”谐音,可以说是明代进一步抄袭《魏书》的结果。《魏书•序纪》中只讲了两个神话,即北魏祖先的感生神话和献帝的南迁神话,因此颜真卿碑中也只有两个神话:祠山的感生神话与东游神话。

二、北宋阴兵、化豨神话与大禹治水之关系

祠山阴兵化豨最早出自北宋景德三年广德知军事成悦撰的《祠山广德王事迹》引“耆旧相传《灵应事迹》”曰:

88bifa必发官网,王讳渤,清河张氏也。自江南割据,累经兵火,失其传记。惟本庙有古碑并耆旧相传《灵应事迹》共一卷耳,曾祖考亦不知其讳,祖讳秉,王生于前汉,吴兴郡乌程县横山人也。炳山岳之灵,抱神龙之德,始于本郡长兴县顺灵乡发迹,役阴兵导通流,东自长兴荆溪,疏凿圣渎,长十五里,岸高七丈,至广德界青林塘。仍于岸侧先开一浴兵之池,方三十余顷。寻广圣渎之岸,迤逦而西,至杜杭庙。又十五里,阔二十二丈至十五丈,总三十里,志欲通津于广德也。复于后村毕宅保小山之上枫树之侧为挂鼓坛。先时与夫人陇西氏密议为期,每饷至鸣鼓三声而王即自至,不令夫人至开河之所。厥后因夫人遗食于鼓,乌啄鼓鸣,王仍以为误而不至。夫人遂诣兴工之所,见一大豨役阴兵开凿渎河。王见夫人变形未及,从此耻之,遂不与夫人相见,圣渎之功息矣,遁于广德县西五里横山之顶。居民思之,立庙于山西南隅。夫人李氏亦至县东二里而化,时人亦立其庙。

从这里可以看出,阴兵化豨神话最初应出自“耆旧相传《灵应事迹》”。当时尚有“清河张氏”、“陇西李”的字样,而到北宋政和年间王安民作《灵济王行状》一文时就没有了,表明成悦一文抄自耆旧相传《灵应事迹》的可能性较大,因此并没有作较大的变动。《灵应事迹》与“古碑并”,所谓古碑,指的是颜真卿的横山庙碑,是北宋时所能见到的最早的祠山碑文,表明《灵应事迹》大致与颜氏的碑文同时,至迟在北宋景德年间就已经存在了。从故事的内容看,它是抄袭了大禹的治水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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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顾起元曰:

夏后氏生而母化为石,此事之异,闻者说见《世纪》,盖原禹母获月精石如薏苡吞之而生禹也。《淮南子》云“禹生于石”,注谓“修已感石,坼胸而生”,故说者以为夏后生而母复为石。今登封东北十里有庙,庙有一石号启母石,应劭、刘安、郭璞、李彤、隋巢、王烱、王韶、窦革等皆云启母,历代崇祀,亦以为之。启母,按元封元年武帝幸缑氏,制曰朕用亊华山,至中岳见夏后启母石,云启母化为石,启生其中,地在嵩北。有少室姨神庙,登封北十二里,云启母之姨,而偃师西二十五里复有启母小姨行庙。《淮南子》禹通轩辕,涂山欲饷,闻鼓乃来,禹跳石,误中鼓,涂山忽至,见禹为熊,惭而去,至嵩山下化为石。禹曰归我子石,破北方而生启,盖本乎此亊,正与广徳所祠乌程张渤疏圣河,夫人李饷至鸣鼓事正同,见《事实》及《桐汭志》、《漫录》等,故记以为大禹之化,厥有由矣。虽然启母之庙,顾野王、卢元明等又以为阳翟妇人。《嵩髙记》云阳翟妇姙三十月,子从背出,五岁入山学道,为母立祠曰开母祠,则又疑后母矣。按《遁甲开山图》又言上古女娲十九代孙大禹,寿三百六十岁,入九嶷山飞去,后化生于石纽山,泉女狄暮汲水,得石子如珠,爱而吞之,有娠,十四月生子,代父治水,尧舜以其功如古大禹,乃赐号禹,此又与《世纪》之说异。

从这里可以看出,先秦、汉代的《世本》、《淮南子》等书早已有大禹化熊治水及相关神话传说。通过比较发现:祠山神话中的“天女”即大禹神话中的“女娲”,祠山神话中的“金丹”即大禹神话中的“启母石”,祠山神话中的“怀胎十四个月”
即大禹神话中的“十四月生子”,祠山神话中的夫人李氏即大禹神话中的涂山女,祠山神话中的小姨即大禹神话中的小姨子
,祠山神话中的化豨即大禹神话中的化熊。清代朱立襄曰:“祠山化豨凿渎,说者谓其本淮南子所称禹化熊通轘辕路涂山氏见而惭之之事,以傅会于祠山尔。”
唯一不同的是:大禹化熊,而祠山化豨。熊与豨之区别在于:大禹治水,旨在止水,熊是狗之一种,属性为戌,五行为土,土克水,是对治水的演义。祠山凿河旨在通流,豨为豕为猪,属性为亥,五行为水,是对水神的演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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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祠山的早期神话有感生神话、东游神话、阴兵神话和化豨神话。前两个神话来源于《魏书•序纪》,以颜真卿《横山庙碑》为标志。后两个神话来源于大禹治水,以耆旧相传《灵应事迹》为标志。但颜真卿的横山碑中并没有提到到阴兵和化豨神话,耆旧相传的《灵应事迹》也没有提到感生和东游神话,二者基本上无相互交涉的内容。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我认为应是《灵应事迹》形成在前,由民间世代相传汇集而成,而横山庙碑发生在后,由精英人士根据史书创作和补充的结果,相当于民间修谱时追述先人的历史。

(作者系池州学院皖南民俗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历史学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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